思想者小傳 朱榮林 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發改委區域規劃專家咨詢組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上海發展研究所所長，上海市“十五”、 “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成員，上海市人大常委會第一、二屆決策咨詢專家，上海市政府第二、三屆決策咨詢專家。出版專著有 《經濟發展論稿》、《現代經濟理念》、 《走向長三角》、 《思路與判斷力》、 《成敗蕭何》、 《戰略時代》、 《峰回路轉》、 《沉舟側畔》、 《解讀田子坊》等

　　與 “后世博時代”相對應而存在的時代是： “前世博時代”和 “世博時代”。歷時8年之久的前世博時代，是舉辦城市能量集聚的階段，其中包括城市基礎設施的改造、城市文明素養的提升和市民社會的整合等；歷時半年的世博時代，則是舉辦城市能量釋放的階段，這種釋放充分體現在城市完善的服務功能、高效的會展平臺和藍天白云綠水的生態環境之中。后世博時代將是一個舉辦城市能量轉換的時期，這種轉換已經在能量釋放階段初露端倪，其主要內涵是城市發展模式的轉換，它包含了經濟擴張的增量模式向效益模式轉換，生產功能的主導地位向服務功能的主導地位轉換，政府型社會向市民型社會轉換，高碳社會向低碳社會轉換等。

　　世博后續效應是開啟后世博時代的鑰匙

　　從成功舉辦世博的城市分析，世博會存在兩個主題，即公開主題和內部主題，前者是為申博而設定的 “應試”主題，后者則是承辦城市根據自身發展戰略的定位方向而設定的。與上海世博會“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公開主題相對應的內部主題，應當緊緊圍繞 “四大國際中心”的目標定位，以提升城市能級為核心，實現 “城市更新和模式轉變”。

　　世博后續效應的展現是舉辦城市能量轉換的標志，它開啟了后世博時代的大門。

　　首先，判斷世博后續效應的大小，主要不在于世博場館后續利用率的高低，而在于世博主題在舉辦城市得以實現的程度。世博場館后續利用率的高低，只是衡量世博項目投資回收效益的大小；而世博主題實現的程度，則事關舉辦城市未來長遠、持久的整體效益。從成功舉辦世博的城市分析，世博會存在兩個主題，即公開主題和內部主題，前者是為申博而設定的“應試”主題，其主題能否順應時代潮流，將事關申辦國家能否獲取主辦權；后者則是承辦城市根據自身發展戰略的定位方向，為自身 “量體裁衣”地設定的主題。

　　通常說來，公開主題與內部主題之間是目標管理與過程管理之關系。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會的公開主題是“居住與環境——人類家居科學與技術”，其內部主題則是為建設國際科技城，設法引導科技要素 （科研機構和科技人才）從繁華都市流向 “市口”偏遠的筑波地區去。由于政策設定正確，舉措得體，加之筑波名聲因世博會舉辦而遠揚，使筑波世博的公開主題得以圓滿實現。又如1992年塞維利亞世博會，其內部主題是為了扭轉西班牙南弱北強的經濟格局，這一主題終因建成了從馬德里到塞維利亞的鐵路大動脈而實現。

　　其次，正確把握后世博時代效應的前提，是對世博效應的正確評估。世博效應是一種波浪效應 （Ripple Ef－fect），它除直接效應之外，還有其強大的乘數效應。就空間維度而言，其效應會突破會展行業，波及與之相關的十余個行業；就時間維度而言，它是對未來的一種投資，其效應會波及未來10年、 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因此，如果只從狹隘的會展業和半年的會展期去衡量投入產出，其財務虧損是必然的。有人對全球19次世博會的財務狀況進行分析后發現，除1962年美國西雅圖世博會略有微利外，其余18次無一不是虧損者，其中1986年加拿大溫哥華世博會赤字高達32600萬加元， 2000年德國漢諾威世博會估計虧損也不下于20億德國馬克。但是，這些赤字作為對未來的一種投資，其對地區經濟的原發推動既可觀、又長遠。以2000年財務虧損嚴重的漢諾威世博會為例，其在世博會籌備至舉辦的5年中帶動了整體經濟112億德國馬克的原發性需求，進而在全國產生了134億德國馬克的增加值和超過100000人年的就業效應。

　　而上述數據僅局限于前世博時代和世博時代的調查，尚未對后世博時代效應作過評估。為捕捉后世博時代的效應，日本1985年筑波世博會堪稱領全球世博歷史風氣之先，值得上海借鑒。為研究筑波世博效應是否實現了申博的公開主題， 1985年世博會一結束，日本有關機構立即開始了 “全國社會影響力”的調查。與此同時，日本經濟界的智囊三菱研究所 （MRI）配合進行了 “筑波世博會的經濟影響”調查內容包括與世博會相關的直接支出概況、直接支出對日本國內經濟社會產生的促進作用、對就業的正面影響等。據估計，日本直接花費在筑波世博會上的開支為11579億日元，由此推算出日本將衍生23163億日元的經濟增長。為使研究結論減少誤差、增強可比性，有關方面還聘請了世界經濟信息服務公司 （WEIS）專家進行獨立研究，從而客觀地把握了世博的乘數效應及其對筑波國際科技城未來的影響前景，進而強化了有針對性的政策設計和投資計劃。由于對世博效應的準確評估，日本政府增加了投資筑波科技城的信心。針對居民入住率低和科技要素偏好東京西部地區，而非東北部的筑波之實情，政府依據《城市規劃法》，推行國庫補貼率高的“工業園地建造事業”辦法，逐步實現了既定目標。由于世博參觀者的擴散效應，使這個東京遠郊 （距50公里）的小縣城名聲遠揚，加之對策正確，15年之后的這里已經成為全球一流的科技中心。擁有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48所國家級研究機構， 12家由上市公司運作的研究組織和91家企業研發機構， 3000名外國研究人員、 6537名日本研究人員，以及數倍于此規模的企業研發實驗室的科研人員。

　　聯想到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與“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公開主題相對應的內部主題，應當緊緊圍繞 “四大國際中心”的目標定位，以提升城市能級為核心，實現 “城市更新和模式轉變”。城市更新的核心是城市功能的升級，其方向是城市定位從生產功能為主導向服務功能為主導轉換，從私人產品提供為主線向公共產品提供為主線轉變，這種轉變隱含了碳消耗從高排放向低排放轉變的趨勢。模式轉換的核心是要素地位的升級，其方向是城市經濟增長從有形要素配置為主導向無形要素配置為主導轉變，經濟增長動力機制從追加資源供給為主導向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為主導轉變，這是由于上海是一座有形要素短缺、無形要素存量豐富的城市。為實現這一點，轉變要素地位、促使生產結構與資源結構相適應，是上海未來發展進程的不二選擇。

　　后世博時代應倡導怎樣的城市價值觀

　　城市功能不能走 “一業獨大”的功能模式，它應當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所必需的一切功能的共同載體。從多樣性導致穩定性的基本原理出發，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是城市多種功能系統集成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