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下午，唐家山堰塞湖洪水平穩通過綿陽。四川綿陽市上千市民站在涪江兩岸河堤，爭相觀看下泄洪水。地震后近一個月，這盆懸在綿陽市民頭上的堰塞湖洪水開始泄了，終于讓市民放下心。 中新社發 成和平 攝
美國《僑報》6月15日發表該報評論員文章說，一個危機的發生，往往會伴隨著產生次生危機。若次生危機處理不當，其危害不亞于主危機。危機處理，貴在風險釋放，而不是讓其形成新的堵塞。而風險釋放之道，在于疏導，而疏導策略背后，就是自信心，對自身局勢掌控能力的信心，尤其是對人民的信心。即使有堵塞形成，也會及時化解。這就是堰塞湖給我們的啟示。
文章摘錄如下：
四川汶川大地震，將一個多數人從來沒有聽說過的詞匯，變成大眾耳熟能詳的字眼，那就是“堰塞湖”。
堰塞湖， 是由地震、火山等原因引起山崩滑坡體等堵截河谷或河床后貯水而形成的湖泊。中國人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堰塞湖， 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堰塞湖之災，是地震產生的次生災難，但其危害不亞于，甚至超過主災難。
歷史上，在本次發生地震的四川境內，就曾發生兩次因地震堰塞湖潰壩而導致大洪水的情況，而這兩次堰塞湖潰堤造成的損失，都遠遠超過了由地震造成的直接損失。 史料記載，1786年6月1日，四川康定南發生7.5級地震。大渡河沿岸發生巨大山崩，壅河流造成斷流10天。6月11日，大渡河潰決，高數十丈的水洶涌而下，河溝回水數十里。樂山、宜賓、瀘州沿江一帶人民漂沒者10萬眾，大渡河潰決下游，近一個世紀都人煙稀少，荒涼蕭瑟。
1933年8月25日，四川北部岷江上游茂縣迭溪城發生7.5級大地震，死亡6800余人，地震后45天，江水驟漲，迭溪堰塞湖潰決，洪水高達70米，將沿岸大部分村鎮席卷而去，奪去了2萬余人的生命。
汶川地震，近9萬人死亡、失蹤。 國人痛哭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但一個更險惡的災難在醞釀、形成之中。地震后形成了34處堰塞湖。其中,被列為1號風險的唐家山堰塞湖, 蓄水超過1億立方米，成為隨時潰壩的巨大“懸湖”。當年康定大地震和迭溪大地震均發生在人煙稀少處，而汶川大地震震級更高，形成的唐家山堰塞湖庫容更大、威脅的人口更多。數十萬民眾，才剛逃過地震之劫，又有成為魚鱉之危。 好在上下一心，軍民奮戰，一邊疏散民眾、一邊爆破障礙、挖渠瀉流。終于在6月10日，瀉流過半，唐家山堰塞湖風險得到釋放，洪水過綿陽而無一傷亡。
可見，堰塞湖之害，在于“堵”。而破解之道，在于“疏”。 這和“大禹治水”的道理，同出一理。
今年，中國歷經劫波。從年初的雪災、3.14的拉薩事件、手口足疫情，更不用說地震， 將一個操辦奧運的喜事之年，生生變成大災之年。然而，我們注意到，在幾次災難中，都有或大或小的“堰塞湖”在形成，不僅在自然界，在社會界，也同樣存在。
以“3?14”拉薩事件為例， 本來， 事情的性質很簡單，就是發生一起以“藏獨”為訴求， 針對平民的暴力騷亂事件。但是當局在新聞處理上采取了“堵”的手法， 只有官方媒體的統一口徑報道，結果新聞公信力大失，形成了一個“信息堰塞湖”。一時間， 西方輿情洶涌，奧運圣火遭到圍追堵截， 奧運面臨抵制威脅，其危害被放大了不知多少。好在后來采取了大量疏導的手段，如邀請海外記者采訪， 重開與達賴代表談判。加上海內外華人顯示出萬眾一心， 維護正義的決心， 才使得情勢逆轉。
在地震中，我們欣喜地看到，當局的新聞處理手法有了很大的改善，如允許國內外記者公開采訪報道，各種渠道、媒介的地震新聞如排山倒海，沒有形成新的“信息堰塞湖”。這不僅與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的新聞封鎖形成對照，而且與鄰近的緬甸風災、甚至與3月份的拉薩事件處理形成鮮明對照。
本次新聞開放，至少有四大功效：一、動員救災：全中國人、全球華人，乃至世界各國，被動員參與了一次聲勢空前的救災抗震活動；二、減少謠言：信息的及時傳播、澄清，使得謠言的流傳減少到了最低；三、新聞監督：信息的公開，使得貪腐、瀆職等行為及時曝光，及時糾正。四、弘揚正氣：英雄主義、愛國主義、博愛精神在傳播中得到光大、升華。“汶川挺住，中國加油”成為社會的主旋律。
試想， 如果沒有這些變化， 讓“信息堰塞湖”在地震后生成，不僅救災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且中國不知要付出多少政治和社會的代價，其危害不會低于地震本身。
一個危機的發生，往往會伴隨著產生次生危機。若次生危機處理不當， 其危害不亞于主危機。危機處理， 貴在風險釋放， 而不是讓其形成新的堵塞。而風險釋放之道， 在于疏導， 而疏導策略背后，就是自信心， 對自身局勢掌控能力的信心，尤其是對人民的信心。即使有堵塞形成，也會及時化解。這就是堰塞湖給我們的啟示。(蕭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