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十二五”規劃的四個“大方向”
“十二五”規劃的編制和指標確立，應當“好”字當頭促發展，重速度更要重質量。
今年是我國“十一五”規劃實施的最后一年，也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以“轉變發展方式”統籌“十二五”編制的關鍵一年。為此，記者近期調研采訪了國內多位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主管官員和權威學者，傾聽他們對編制“十二五”規劃的期望和建議，對“十二五”規劃進行前瞻性的探討。
理性確定經濟增速
山東經濟學院教授李新運承擔完成了國家發改委“十二五”規劃前期重大問題研究課題——《我國“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定量測算》。他說，經濟增長速度是“十二五”規劃的核心指標，但確定“十二五”經濟增速，“需要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可行性、趨勢性、必要性等方面進行分析。”
“經濟增長的連續性保證了合理增速。”李新運分析說，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GDP平均增速為9.8%。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十一五”前4年我國GDP平均增長10.7%。雖然2008年和2009年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但隨著國家4萬億元投資和擴大內需政策效應的顯現，2010年GDP增速會有明顯回升。他的分析結論是，“十二五”期間我國GDP年均增速確定為9%左右較為合適。
“能源環境的可承受力決定我國在‘十二五’期間應適度控制經濟增速。”清華大學低碳能源實驗室主任何建坤分析說，近年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我國能源消耗總量不斷增加，目前我國每年30億噸原煤的開采量，已達到開采極限。按照8%的適度經濟增長速度，到2020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耗量將達到60億噸標準煤。如果保持10%以上經濟增速，資源和環境的代價都太大，“建議‘十二五’年均經濟增速控制在8%左右。”
不過，保持就業穩定對經濟增速也提出了客觀要求。我國現階段社會事業的發展、擴大就業、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需要一定的GDP增速做基礎，而就業問題事關民生之本和社會穩定。據專家測算，目前我國每年新增就業人口超過1000萬，只有經濟增速達到8%左右，全年通過經濟增長才能提供如此大量的新增就業崗位。
無論從什么角度分析，受訪專家都表示，“十二五”規劃應當理性對待增長速度。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認為，當前阻礙科學發展的最大障礙是地方政府根深蒂固的“GDP情結”，“國家規劃目標幾乎成為各省市增長目標的底線。”他舉例，“十一五”規劃各地區制定的GDP增長率平均值為10.1%，大大超出全國GDP增長率7.5%，而且層層加碼，地市級平均值達到13.1%，縣級平均值達到14.2%。“十一五”規劃中期評估表明，地方經濟發展仍是“GDP掛帥”的思路。
因此，胡鞍鋼強調，“‘十二五’規劃制定經濟增速目標，應吸取前幾個五年規劃的經驗和教訓，防止掉入‘低質量高增長模式’，即片面追求GDP規模擴張、數量驅動，盲目攀比高指標、高速度，而忽視提高增長質量和降低發展成本，導致經濟結構調整滯后，投資消費比例失衡，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壓力加大，宏觀經濟大起大落。”
“在轉變產業結構方面，應把發展現代服務業放在更為優先的位置。”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告訴本刊記者，2009年我國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2.6%，與發達國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相比，服務業所占比重偏低。與此同時，應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主要著力點，通過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建議采取有效措施，“十二五”期間把居民消費率從目前的35%提高到50%。
“這就要求，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梅松、山東省社科院研究員魯仁等專家認為，“十二五”期間，我國應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提升高技術產業，大力發展信息、生物、新材料、海洋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走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高效率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