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同步”概括“十二五”分配改革要義
收入分配問題一直是老百姓非常關心的問題，在當前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大背景下，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對擴大內需的意義不言而喻。讓老百姓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已經成為社會共識《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更是首次出現了“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的新提法，讓人們看到了一幅民富國強、和諧發展的前景。
在“十二五”期間如何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實現“兩個同步”提出的目標？帶著這些讀者關心的問題，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研究員。
主要癥結在于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
經濟參考報：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是老百姓關心的熱點問題。在“十二五”規劃建議中首次提出了“兩個同步”的提法，根據您的理解，建議中為什么提出這種提法？
張車偉：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目前人均G D P超過4000美元大關，已經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但發展中面臨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卻越來越突出，不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和問題，經濟就難以實現持續增長，更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陷阱。
在當前我國面臨的各種結構性矛盾和問題中，收入分配問題處于核心的地位。解決收入分配問題，讓經濟增長的成果得到更公平的分享是“十二五”時期的重要戰略任務。“兩個同步”增長抓住了解決我國收入分配領域問題的關鍵，是破解我國經濟結構性矛盾，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一把“鑰匙”。
經濟參考報：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幾乎已經成為社會共識，上至中央領導下至普通百姓都希望“十二五”期間分配制度改革能取得重大突破，您認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問題主要癥結在哪里？
張車偉：我認為主要的癥結還在于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勞動者報酬和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收入在國民財富分配中的份額不足，經濟增長的成果沒有被勞動者公平地分享。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勞動報酬占G D P份額長期持續下降，目前處于最低水平。1978-2007年間勞動收入份額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1978-1984年間勞動收入份額有所上升，從49%上升到54%，但之后則持續下降，尤其是最近幾年下降趨勢明顯加速。2007年我國勞動收入份額僅為42%，比頂峰時期的1984年下降了12個百分點，下降幅度超過20%。一般來說，在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發達國家勞動收入份額要么保持高水平穩定，如美國1840年-1920年維持在70%，英國1800-1880年間維持在60%左右；要么逐步上升，如日本1920-1980年從50%上升到70%，加拿大1900年-1980年間從45%上升到55%。然而，中國勞動報酬份額的變動卻展現出了完全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特征。即使和一些新型工業化國家如韓國、俄羅斯和巴西等國相比，我國勞動收入份額也普遍低10個百分點左右。
我國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比重偏低的局面不僅沒有得到再分配的校正，而且再分配還進一步加劇了這一不合理局面。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額呈上升趨勢，且再分配出現了持續向政府傾斜的現象，企業所得份額有所下降。居民所得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的份額都比較低。居民收入來源比較單一，基本以勞動報酬收入為主，勞動報酬在G D P中的比例下降導致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1996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所占比重接近70%，到2006年，這一比重下降到57.5%，下降了12個百分點。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造成現在這種情況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勞動者報酬水平低、增長慢，缺乏決定工資合理增長的機制？
張車偉：是的。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不斷增強，但計劃經濟遺留的收入分配機制還在起作用，合理的工資決定機制并沒有完全形成，我國勞動報酬增長不僅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而且也低于G D P增長速度。1978年-2007年間，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長了41倍，人均勞動報酬則增長了32倍，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明顯高于人均勞動報酬。1978年-2007年，人均G D P從358元增加到20860元，增加了58 .33倍，而人均勞動報酬則從425元增加到14227元，僅僅增加了33.5倍，比人均G D P少增加15倍左右。勞動報酬增長長期低于G D P增長的結果必然是勞動報酬占G D P份額的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