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將蛇口比作一根試管
鄧小平與袁庚交談
從1978年起，改革開放讓中國走進了陽光明媚的春天，而記錄“春天里的故事”的第一幕，則是從蛇口開始的。
袁庚的一生極具傳奇色彩：193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加入東江縱隊，后任東江縱隊聯絡處長。1949年，任兩廣縱隊炮兵團長，參加解放珠江口島嶼的戰斗。1950年，隨中國顧問團赴越南，成為胡志明主席的情報、炮兵顧問。1953年，出任中國駐雅加達總領事館領事。1963年4月，參與破獲國民黨特務刺殺劉少奇的“湘江案”。1968年4月，經康生批準被捕入獄；1973年9月，經周恩來親自過問，得以獲釋出獄。1974年任交通部外事局負責人。
1978年6月，袁庚受交通部長葉飛委派，去香港調查招商局的經營情況。
招商局是國家駐香港的大型企業集團，也是中國民族工商業的先驅。很少有人知道，招商局曾投資創辦了中國第一批工商企業：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航運企業，中國第一家大型煤礦——開平礦務局，中國第一家大型鋼鐵煤炭聯合企業——漢冶萍廠礦公司，中國第一家大型紡織企業——上海機器織布局，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保險招商局，中國第一條電話線，中國第一條鐵路等等。
“內地與香港在財政方面一對比，反差太大了，到香港一看很傷心。”袁庚說，1950年，招商局起義時有13條船，船王包玉剛只有兩條船；到1978年，包玉剛卻成了世界船王，擁有2000萬噸的船隊，而此時的招商局卻一條船都沒有，破敗不堪。“看到一個企業變成這樣，心里非常難受。”袁庚說，有了香港做參照，很多問題就變得清楚了。
1978年10月9日他寫了一份報告，在這份《關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中提出：“面向海外、沖破束縛、來料加工、跨國經營、適應國際市場特點、走出門去做買賣”，字里行間溢出一股不可遏制的躍躍欲試的渴望。袁庚沒有想到，三天后，中央幾位主要領導便圈閱了這份請示。這份在當時看來觸目驚心的報告，與中央試圖改革的愿望不謀而合。
正當袁庚四處尋找招商局發展的場地時，寶安縣（深圳前身）南頭半島的蛇口跳進了他的視線。袁庚向中央要蛇口這塊地，當時主管經濟工作的副總理李先念用紅色的鉛筆，在地圖上把寶安縣整個南頭半島一帶都劃給了袁庚。那一刻，袁庚的腦袋轉得飛快：開發1平方公里土地最少要1億1千萬，整個南頭半島有60多平方公里，需要70億左右，再加上銀行利息，自籌資金是個問題。袁庚說：“如果是‘大鍋飯’，就不用算賬，現在不行，搞得好不好都是自己的事情。”而且搞“面向海外”的工業區，在中國是第一次實驗，面積太大了，搞不好會對改革開放造成不利影響。于是他說：“不要這么多，只要2.14平方公里。”。
21年后，當有人問起沒要這塊地后不后悔，袁庚哈哈大笑說：“事實上，沒過幾年，我就后悔了，批評自己思想不夠解放。”
1978年10月，已經62歲的袁庚被任命為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
今日蛇口
在蛇口第一期600米順岸碼頭的施工中，進口的新挖土機和翻斗車，每天每車只能運20到30車，嚴重影響工程進度。新的標準出臺：司機每天完成40車，每車獎勵2分錢，40車以外，每車獎勵4分錢。司機們開始日夜加班，人均每天完成80車，最多的每天可達130車。工程提前完成，司機們拿到了總數達6000元的獎金。
由于“大鍋飯”在當時還占主角，有關部門很快勒令停發獎金。實踐了半年被證明行之有效的超產獎勵制度被廢除，司機們的積極性沒了，每天運送泥土的數量又降到了30至40車。自籌資金的蛇口工業區急了，4分錢驚動了中南海，中央領導立刻作出批示，恢復獎勵制度，工地立刻又出現你追我趕的局面。
這4分錢啟發了袁庚，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這句話曾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有人說，袁庚比資本家還要狠，又要錢，又要命。
1982年，“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標語牌力排眾議，被矗立在了蛇口工業區最顯眼處。1984年國慶，特區的彩車掛著“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牌開過天安門，這句口號立刻風靡大江南北。1998年，蛇口街頭的標語牌被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
蛇口被袁庚比作一根試管，“一根注入外來經濟因素對傳統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的試管”。于是，蛇口嘗試了許多個第一次：率先改革用人制度，在蛇口工業區實行“擇優招雇聘請制”，并在有關省、市、院校通過考試招聘人才；打破“鐵飯碗”、“大鍋飯”，引入競爭機制，試行“干部凍結原有級別，實行聘任制”，并進行公開的民主選舉和信任投票；進行住房制度改革，讓住房商品化；在工程建設中首次嘗試“工程招標”等等。
1978年前的蛇口
袁庚說：“蛇口工業區更成氣候的是三個股份公司，是國有企業股份制的成功模式。”一個是赤灣港，最早的股份制公司，1982年由8個公司投資1個億，現在的總資產是50個億。第二個是招商銀行，資產平均利潤率在國內第一。第三個是平安保險，全國第一家由企業與專業金融機構合辦的。
蛇口創辦工業區，奠定了中央發展特區的想法。早在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廣東省委的同志在發言中明確提出了想利用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鄧小平十分贊成這一設想，說：“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特區由此產生。
繼1979年3月21日，國務院正式批準廣東省寶安縣與珠海縣改為深圳市和珠海市之后，1980年8月26日，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1984年初，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14個沿海城市對外開放，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1986年，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閩南三角地帶等61個市、縣辟為沿海經濟開發區。從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開放區，內地的開放格局逐漸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