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建設的國際視野--兼論文化自覺
中國的發展和社會進步舉世矚目,這不僅體現在經濟增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也體現在文化的繁榮發展上。黨的十六大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發展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的戰略任務,黨的十七大明確作出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興起文化建設新高潮的重大戰略部署。近幾年,我國文化體制改革逐步深化、文化事業走向繁榮、文化產業快速發展,開創了文化建設的嶄新局面。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即將審議《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必將進一步推動全民族的文化自覺,使我國的文化建設進入一個加速發展全面發展的新時期。
文化是人類在基本活動方式上告別自然界,區別于其他動物的根本標志。沒有文化,就不會發生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人猿相揖別”。文化進步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重要尺度,如果沒有文化潤物無聲的啟蒙和教化,就不會有人的綜合發展,正如恩格斯所言:“文化上的每一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文化活動同經濟活動、政治活動的相互交織和相互作用,構成人類社會運動和發展的主要內涵。文化不僅是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而且是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理念、精神、價值、理想的重要支撐。文化創新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古往今來各個民族的優秀的文化創造,以其獨有的凝聚力、創造力和傳承力,以及在不同民族間、不同文化間的傳播、交流和交融機理,精細地編織著人類的歷史,像血脈一樣滋潤、澆灌、驅動著人類的傳承與前行。
然而,雖然人從誕生之日起,就既是文化的創造者,也是文化的造物,正如著名哲學人類學家蘭德曼所言,“沒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沒有什么人能夠離開特定的文化而生存,但作為文化存在的人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自覺到生存的文化規定性和社會歷史發展的文化內涵。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人們往往對文化視而不見,很難感受到文化的存在和文化的力量,文化是作為自在自發的力量規范著人的生存,制約著社會歷史的發展。人類進入20世紀,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知識的增長和自我認識水平的提高、人們生活條件的改善和需求的豐富,特別是隨著全球化背景下各種文化的交流和競爭,文化的內涵越來越豐富,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人們對文化的重要性的認識也越來越走向自覺。
關于“文化自覺”的基本含義,我們通常借用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的觀點,用以指謂一個民族或者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圈子的人對其文化具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具有充分的認識,也就是要達到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我們黨是用馬克思主義先進理論武裝的、具有高度理論自覺的政黨,同時也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覺的政黨。一方面,我們黨站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高度,深刻認識和把握文化在歷史進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握文化發展的規律和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把文化作為人民群眾的根本需求、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另一方面,我們黨站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中,從增強文化自信、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深刻認識和把握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以及對人類文明發展的獨特價值。
我國正處在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也同樣是我們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大幅度提升文化軟實力難得的戰略機遇期。我國的文化建設具備了前所未有的基礎和條件,這更要求我們將已經形成的清醒的文化自覺在具體的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中進一步具體地體現和實現,從而真正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實現文化自覺是一個大課題,理論上的文化自覺和文化清醒是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要前提和出發點,但還遠不是文化自覺的全部內涵,更不是文化自覺的真正實現。文化不同于有形的經濟和政治,它作為價值的體現和精神的凝聚,具有內在性和深層性的特點,它雖然在人的生活和社會發展中無所不在、無時不在,但又無影無形。因此,如果不能把握住文化的價值靈魂,那么有聲有色、有形有狀、轟轟烈烈的文化活動和文化建設,也可能流于形式,無法實現真正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強。
因此,從根本上說,真正的文化自覺應當是在各項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和文化活動中,自覺地凝聚和構建滿足人民群眾文化需求、引領個體和社會健康發展、激發民族創造力和凝聚力、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核心價值理念和精神力量,建設好中華民族在當今時代安身立命的共有精神家園。不僅如此,新時期的文化自覺對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隨著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和深化,世界任何地方的本土問題總是在不同程度上同全球問題緊密交織。當代中國同世界的關系,已經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的前途命運,同世界的前途命運日趨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機遇和挑戰并存的時代條件下,我們對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和文化精神的建構同時必須是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中國在經濟上的快速發展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國際上的關注和贊賞,但是,西方文化霸權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否認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發展道路的多樣性,我們常常能夠聽到來自西方的關于“中國責任論”和“中國威脅論”的指責。如何更加深入地總結我國發展的成功經驗,積極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的關切,增強思想理論的說服力和感召力,提升文化軟實力和綜合競爭力,維護我國國家安全和文化安全,是中國在發展中面臨的重大挑戰。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強調文化建設的國際視野,就成為實現文化自覺的關鍵性問題。
在這種意義上,我們的文化建設前景廣闊、大有可為,但卻任重道遠。應當說,我們黨一直強調文化發展的方向,強調文化建設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引領。同時,各種形式的“文化走出去”工程也旨在加強文化軟實力的建設。但是,總體上看,我們在現代核心價值和文化精神的建構方面,還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在國際上,我國的文化軟實力還相對薄弱,“西強我弱”的文化格局還沒有改變。在這方面,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有很多,其中有三個關系的把握對于推動文化自覺,確立文化建設國際視野具有重要的關聯和影響。
一是把握好文化建設中的“硬實力”和“軟實力”、手段與目的的關系。文化建設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其中既包括文化的物化形態,即“硬實力”,也包括文化的價值形態,即“軟實力”;前者更多地體現出文化的經濟效益,后者則側重于文化的社會效益;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但是,不能把二者簡單等同。嚴格說來,文化的“硬實力”屬于文化建設的手段,它必須以切實提升“文化軟實力”為根本目的。目前文化建設中存在著混淆文化的“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傾向,這是影響文化軟實力建設的一個重要的認識偏差和實踐偏向。
對此我們可以做一點具體的分析。必須承認,近年來,不斷走向深化的文化體制改革給文化發展和文化創新注入了極大的活力和推動力,公共文化設施不斷完善,文化產品越來越豐富,文化產業加速發展,人民的文化生活日益豐富。但是,我們必須提出的深層次問題在于:目前的文化事業繁榮和文化產業發展本身是不是就等同于文化軟實力的全面提升?我們發現,雖然我們一直強調文化建設要突出社會效益,但無論在實踐發展、社會生活還是學術研究的層面上,都存在著把“文化服務”、“文化產品”、“文化產業”等同于“文化軟實力”的傾向。例如,人們習慣于簡單地用電影票房價值、電視廣告收入、圖書銷售碼洋、文化產業增加值對GDP的貢獻率等作為衡量文化發展水平和文化軟實力提升的尺度。我以為,這種認識是不夠全面的。文化事業繁榮和文化產業發展毫無疑問是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必要前提和堅實基礎,但這些還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文化軟實力本身,必須更加自覺地推動文化的“硬實力”向“軟實力”轉化,推動文化的物化形態向價值形態轉化,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文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否則,簡單用文化產業的經濟指標衡量文化的發展和文化軟實力的提升,不僅會使文化的自覺流于形式,而且在一定意義上還助推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發展中的一些逐利傾向、媚俗傾向和迎合傾向,弱化了用先進文化引領社會進步的責任擔當。
二是把握好文化軟實力建設中的傳統與現代、傳承與創新的關系。從總體上說,自覺地提升文化的“軟實力”,其根本的著力點應當是兩個:一是“向內的”著力點,即“以文化人”,“文化天下”,使文化內化為個體的內在素質和精神價值世界;二是“向外的”著力點,即文化傳播,文化強國,提升我國在世界上的文化吸引力和價值影響力。從目前中國文化發展和文化建設的基本態勢來看,要在這兩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首要要解決文化建設中的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關系問題,特別是國際文化交流中傳統中國要素和現代中國要素的關系問題。目前,在文化建設中,特別是“文化走出去”的實踐中,存在著某種“厚古薄今”的價值傾向,這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慎重把握的問題。
近年來我國實施的積極的“文化走出去”戰略,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是從總體上看,目前已經“走出去”并產生影響的主要是漢語言教育傳播、國學典籍和傳統儀式、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雜技、太極、書法等非語言類藝術活動或文體活動。同時,目前的文化建設中存在著極端的“傳統文化熱”、“國學熱”,出現一種把傳統文化“實體化”的傾向。一些人期盼直接搬用傳統倫理綱常來解決今天的道德問題,甚至有學者直接搬用先秦的文化和制度來解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度上的成功和經濟上的成就,這些做法進一步加劇了文化建設和交流中的“厚古薄今”傾向。必須承認,這種傾向對于進一步確立中國悠久的文化古國形象有利;中華民族具有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這是我們民族凝聚和歷史傳承的文化血脈和精神基因,我們對此充滿敬意和自豪,也擔當著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責任。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傳統”的意義不在于可以成為我們今天直接搬用的“武庫”,而是激活今天之創造的精神驅動力。傳統文化可以給我們提供重要的精神資源,但是不可能直接解決當今中國的發展問題。今天中國的發展成就中積淀著傳統文化因素,但更多的是當今中國人民的創新和創造。我們在國際文化交流中必須著力突出現代中國要素的地位,深刻揭示當代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進步的深層次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創造力,特別是中國在推動科技進步、化解人類發展困境方面的智慧和文化創新。否則的話,我們越是凸顯傳統文化的崇高地位,越有可能遮蔽我們實際上已經具有的現代文化創造力和文化軟實力,給人以現代中國缺乏文化創造力的錯誤印象。在這方面進一步完善文化戰略設計很有必要,因為在當今世界的激烈競爭中,真正有影響力的文化軟實力還是體現在一個國家現行制度中的價值觀、科技和社會各領域中的創新能力,以及應對人類重大問題和世界事務的理論話語權和價值影響力。
三是把握好文化建設的宏觀倡導與微觀踐行的關系。在對文化建設自身的“軟實力”和“硬實力”、“傳統要素”和“現代要素”的關系問題做出清醒的判斷和價值定位,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發掘和建構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并在國際文化交流中彰顯我們的文化軟實力。在這方面,處理好宏觀的文化建設和微觀的文化踐行,顯得十分重要。
應當說,中國的文化建設已經有了很好的宏觀理論設計。特別是,我們依托思想教育、學校教育、宣傳教育、理論教育、學習活動等優勢,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得以在全社會廣泛傳播,為我們堅持文化建設的正確方向,弘揚先進文化的主旋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文化價值的內化、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往往是一種潤物無聲、潛移默化、陶冶養成、久久為功的過程,因此,需要植根生活世界、貼近百姓實際的、有說服力和感召力的行為示范和具體踐行。在這點上,我們已經做了很多的努力,例如道德模范的評選、先進典型的樹立等等,都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總體上看,這方面需要做的事情還很多,還存在著許多薄弱環節,轟轟烈烈的一般號召和普遍倡導還是多于文化建設的各個領域的微觀實踐。這一點在中國“文化走出去”、開展國際文化交流的實踐中尤其成為我們的“短板”,我們缺少從細微之處入手,用具體生動的故事彰顯中國文化力量的微觀實踐。這方面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成功例子,例如,對于美國電影大片,我們很容易看到其票房價值,實際上這些大片對于美國價值觀的淋漓盡致的展示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對于姚明,我們更多地談論的是他在NBA球場上的成功,實際上更值得我們挖掘的是“姚明現象”對于樹立現代中國人的優秀形象的文化貢獻。如果我們的每一部電影和電視劇,每一個電視節目和文化藝術創造都能潤物無聲地彰顯中國的優秀文化價值,如果我們的每一個企業、每一項國際合作、每一次文化交流都能具體真實地展示出中國的優秀形象,那么我們將會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的力量。(衣俊卿 作者系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