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拜年常用“拜年帖”
記載：“拜年帖”出現在唐代
“拜年帖”的出現，根據現有的記載應該在唐代。當時春節已經成為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拜年活動不但普及到民間，也逐漸“程序化”、“儀式化”了。
隨著紙張的普及，“文房四寶”成為上流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廣泛使用的日常用品，這些都為“拜年帖”的流行創造了必備的條件，人們再也不用拎著竹片、木片到處跑了。
唐代科舉制度鼎盛，支撐其運作的關鍵環節就是“門生”制度。各地舉子進京趕考，官方不設“資格審查”，但你得拜訪名人，投身某個老師的門下做門生，從而獲得推薦，才能打著老師的旗號去考試。這個時候就需要用“門帖”了，謂之為“門狀”。
其間往來，尤其是錄取放榜之后，必須上門拜謝，專用的“拜帖”隨之產生。而春節表達心意的“門狀”，無疑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拜年帖”了。
盛行：宋朝廣泛使用“拜年帖”
根據現在能夠看到的文字記載，“拜年帖”的盛行在大宋王朝，地點是當時的“國際性大都市”東京汴梁，也就是現在的河南開封。
催生“拜年帖”廣泛使用的直接原因，除了顯示身份、聯絡感情之外，還因為當時的人們越來越懶，疏于往來走動和面對面交流。當時的汴梁文人云集，官員眾多，是上層人物聚集的地方。需要走動拜年的人實在太多，帶來幾個問題：一是時間不夠用，不該拜的拜了，那自然沒有問題，但是應該拜的沒去拜，那問題就大了；二是見人磕頭實在太累，就是作揖也會胳膊酸疼，不磕頭不作揖又不夠禮貌。怎么辦呢？于是程序進一步簡化：用專用的帖子拜年。
宋代人周輝在《清波雜志》中說得很清楚：“宋元祐年間，新年賀節，往往使用傭仆持名刺代往。”對于那些平時往來較少的親戚、關系一般的朋友、應酬不多的同僚或者生意伙伴，寫張“拜年帖”派人送去，也就算是過節沒有忘記你，如此而已。
北宋年間，開始出現名帖收藏家，并將所藏選刊刻石。如《游宦紀聞》記載的《元祐十六家墨跡》，就是最古老的一部名帖集。其中著名詞人秦觀的《賀正旦》帖，可能是現存最古老的名人“賀年片”，也就是“拜年帖”。
此外，“拜年帖”的用語也有嚴格的講究，尤其表明身份的詞語不能用錯。
泛濫：“拜年帖”盛行過度包裝
到了明代，投謁拜年成為普遍的交往形式，禮儀的成分多于情感的內容。
當時著名文人文征明，在他的一首題為《賀年》的詩中寫道：“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蔽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憎嫌簡不嫌虛。 ”由此可見，“拜年帖”當時已經被大眾廣為使用了。
與此相應的，就是“拜年帖”的高度形式化、華美化。宋明時期，“拜年帖”的制作越來越復雜，投遞的講究也越來越多。有的在紅綾制成的帖子上，撒上赤金為字，有的用整幅織錦做帖子，上面的吉祥用語是預先織成的。
“拜年帖”泛濫的主要標志，是逐漸盛行“過度包裝”：給帖子加上底殼，用不同顏色的包裝區別不同的帖子。下級送給上級，用青色底殼，門生初見老師，用紅綾制底殼等。
到了清代，“拜年帖”已經徹底變味。從文人雅士的酬酢、民間親友的禮節，變成了官場交易的工具，乃至于皇家色彩的“規定禮數”。帖子上不但署名，還要用印，而且專門發明了一種拜匣，用來盛放“拜年帖”。拜匣的出現，讓“拜年帖”跟木頭扯上了關系。
拜匣的出現除了禮儀的程式化之外，更多的是官場腐敗使然。拜匣用料名貴，工藝精良，雕刻花紋、配飾金銀等，內中除了一張帖子，通常還有古玩玉器、珠寶金銀，乃至直接的銀票。從流傳至今的拜匣就可以看出，僅拜匣的紅木材料就已經價值連城了。 據《華商晨報》報道
故事
三十張“拜年帖”讓李鴻章驚出冷汗
李鴻章負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時候，有一項職責就是代轉海外使臣給皇上的奏折，其中當然包括每年的“拜年帖”。當時給皇上的節日奏折，也叫“請安折”，是最高等級的“拜年帖”。
那個年代沒有快遞，因此郵件傳遞得走海路，慢得很。因此，派駐各國的使臣要早早把“拜年帖”寄來，臨到過節再由李鴻章轉呈上去。
這時大清朝派駐美國的使臣是崔國因，此人不但是李鴻章的安徽老鄉，還是李鴻章一手提攜上來的，甚至連崔國因出使美國，也是由李鴻章保薦的。
崔國因的外交業務水平沒有問題，就是和朝中大臣的人際關系處理得不太好，有時也不太注意細節。臨到“封印”(春節放假)的前一天，李鴻章才發現，崔國因寄來的“拜年帖”出了大問題———請安折咨文上的印花蓋反了。再一檢查，他寄來的三十個文件上的印花都是反的。按照大清公文管理規定，印花倒蓋是“大不敬”，嚴重的話是要被殺頭的，說不定還會牽連到李鴻章。
李鴻章不由得驚出一身冷汗：這種“拜年帖”遞上去自然不行，不給皇上“拜年”更不行，更換又來不及。幸好李鴻章不但會做官，尤其是“應急處理”水平一流。他馬上找到奏事處打通關系，奏事處也很給李大人面子，總算把這事忽悠過去了。
但是奏事處最后“索京蚨八千”，也就是說奏事處的辦事人員后來向李大人索要了一些錢，代價可謂不小。
事后，李鴻章把倒蓋的印章剪下壹枚，回寄給崔國因，責怪一通了事。 據《華商晨報》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