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 文 華
（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江西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直至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結束，斷斷續續持續了十五年之久。“新生活運動”對抗日戰爭的影響是積極的、重要的。這一方面表現在“新生活運動”的各級組織及其領導人對抗戰活動的參與，另一方面表現在“新生活運動”對抗戰民族精神的影響。
在具體的操作層面，“新生活運動”的各級組織及其領導人積極參與了抗戰活動。
一是發起獻金活動。抗戰初期，為籌集經費，新生活運動總會曾發起“一日一分捐款運動”和征募物品運動，得到各界的熱烈響應，其中尤以華僑方面捐贈為多。總會設法借用車輛將這些款項和物品送往各個戰區。1939年新生活運動5周年之際，“曾舉辦重慶市各界節約獻金競賽，為時半月，獲得空前成績，計獻金總數，共計二百二十九萬一千五百三十元三角三分。自最初收款日起，截至獻金之日止，共計利息一萬一千零九十元一角四分，總數共計二百三十萬零二千六百廿元四角七分。……嗣于八周年紀念之時，工作范圍側重于西南地區，乃于二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期間，在昆明由全市紳商各界，發動新運獻金，……昆市各界人士，莫不爭先解囊，踴躍捐獻，數日之間，共得獻金一百四十二萬元，造成昆市獻金空前之新紀錄。”[i]
二是開展戰地服務。抗戰全面爆發后，新生活運動總會立即展開戰地服務。1939年8月，經蔣介石批準，新生活運動總會與勵志社聯合成立“軍事委員會戰地服務團”，由總干事黃仁霖任主任，分設總務、慰勞、視察、巡回服務、軍人服務等5組，先后在石家莊等地設立服務所31所，在南昌、武昌、成都3地設立辦事處，為抗戰將士提供食宿、書報，并派員赴各軍醫院、車站、馬路為負傷戰士和過路軍人拆洗衣服、供應茶粥藥品、代寫書信、舉辦娛樂活動等。蘇聯、美國空軍來華參戰后，該團受航空委員會委托，增設空軍招待組，并在西北、西南和河南、兩湖、江西等地設立空軍招待所。1944年在重慶設立盟軍之友社，招待來華盟軍人員。又以西北方面運輸頻繁，該團受軍政部委托，于1939年5月接辦西北公路招待所，自西安至四川廣元一帶先后設立18個招待所，辦理軍運人員招待事宜。到抗戰結束時，該團所屬的服務隊、招待所、服務站兒遍及全國。
三是犒勞傷兵，救護傷員，協助兵役工作。1937年上海會戰期間，蔣介石手令新生活運動總會成立傷兵慰問組，下設犒賞隊5隊，前往滬寧、滬杭沿線各地醫院慰問傷兵，視察醫院設施。南京淪陷后，于1938年4月調整組織，設立總務、犒賞、慰勞、視察4科，在陜、贛、湘、豫等8省設立辦事處，辦理各省犒勞事宜。服務工作則由軍事委員會戰地服務團辦理。1938年武漢會戰之際，新生活運動總會聯合婦女慰勞總會及戰地服務團組織新生活運動醫療隊，搶救傷員。遷往重慶后，又成立新生活運動醫務委員會，迎接由上海前來后方參加抗戰的醫療隊轉入內地。這些醫療隊先后主辦醫院、診所各4所，協助后方醫院13所，其中第6醫療隊還曾隨遠征軍前往緬甸。從1938年春至1942年底，該會各種醫護人員計治愈10余萬人，敷傷60萬余次，施行大小手術1萬余次，矯治骨折839人。1938年傷兵之友社成立以后，該會積極協助擴大傷兵之友運動。為協助兵役工作，該會編印大量兵役宣傳材料，廣為散發。各縣新兵出川之時，該會又多次舉行歡送歡迎慰勞大會，等等。
四是救濟難民災民，搶救難童。自南京失陷以后，江、浙、皖各省不甘做亡國奴的人民顛沛流離，紛紛西上，武漢一時成為難民聚集之地。在流亡過程中，許多兒童走失，而日軍為了充實本國人口，紛紛搶劫難童，運回國內。新生活運動總會為了救濟難民，在武漢呼吁各界人士，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幫助救濟、疏散難民。對于失散兒童，新生活運動總會在武漢派專員保育嬰童，并大量征集無家可歸者，送往重慶交給婦女保育兒童機關教養。一部分因交通關系未能西上者，轉往湖南。1942年12月，新生活運動總會還聯合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成立中國戰時服務委員會，開展僑胞難胞救濟等事。戰爭期間日本空軍對武漢、重慶等城市進行了狂轟濫炸，造成大批災民。新生活運動總會在武漢時即以一部分人員進行空襲救濟工作，以減少傷亡，安定災民。1939年5月和1940年8月，敵機2次轟炸重慶，造成重大損失。事發之后，新生活運動總會曾派出救火人員，并設立茶粥站，救濟災民。[ii]
此外，“新生活運動”的不少領導人還親自參加了具體的抗戰活動，比如婦女指導委員會指導長宋美齡在抗日戰爭爆發后，“表現出高漲的抗日愛國熱情，投身這一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淞滬抗戰開始后，她冒著槍林彈雨奔赴前線慰問抗日將士，一次遇敵機掃射發生車禍，不幸摔斷了幾根肋骨。她在抗戰一周年的武漢獻金運動中，捐獻出了巨款和金銀首飾。她主持抗戰婦女運動，擔任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會長，組織開辦戰時婦女訓練班，親自講課，訓練年輕婦女從事戰地救護等工作。……她組織生產自救，安置難民婦女。她還擔任戰時兒童保育會理事長，開展救助背井離鄉無家可歸的難童的工作，開辦保育院收容教養。她帶頭捐款，并和蔣介石認養一批難童，負擔一批難童的生活費用，帶動了各界人士掀起捐獻和認養的熱潮。她在赴香港治病期間，與二姐宋美齡重敘手足之情，共同投身抗日救亡事業；1940年4月一同返回重慶后，視察醫院，慰問傷病將士，組織義賣義演，募集抗戰基金等，表達了堅決抗戰到底的意志。”[iii]
進入抗戰后，“新生活運動”的主題發生了轉變，與培養民族精神和獻身精神緊密聯系起來，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蔣介石1938年在《新生活運動四周年紀念訓詞》中指出，新生活運動提倡禮義廉恥，現在我們幾千年禮義之邦，給亂寇來這樣的蹂躪糟踏，亂軍的殘酷禽獸行為污辱了我們莊嚴的國土，殘害了我們多少的同胞，我們生在這一個時代的國民，每一個人都擔著無窮的恥辱，到今天來談新生活運動，還有比“雪恥復仇”更重要的嗎？只要我一息尚存，一定要復我國仇，雪我國恥，為全人類洗凈文明的污點，同時也要求我全國同胞，一心一德。不屈不撓，奮斗到底，來求得抗戰的勝利。[iv]在《新生活運動七周年紀念訓詞》中，蔣介石指出，在我們神圣抗戰已進入第五年頭之初，又逢到新生活運動的七周年紀念日，新生活運動在當年發起時所含的真義，實在就是“明恥教戰”的運動，新生活運動的目的，就在造成我們國民能耐苦忍痛，不畏饑寒，不懼強暴，整齊嚴肅，勤勞儉樸的戰時生活，使我們整個民族，能在此生存競爭非常的大時代中，奮斗犧牲，而求得進步與發展，使我們國家能獲得永久的獨立和自由。我們抗戰到今天，所以能愈戰愈強，實際上得力于七年來新生活運動推進的效果，確是不少。[v]于右任在《新生活運動與民族復興》中，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他說：“今天來檢討新生活運動過去五年的成績，我們不能否認新生活運動在各方面都發生了相當成效，特別是在民族精神方面。如七七以后，敵人以多年準備的力量，用最強烈的現代化武器來侵略我國，想在三月以內征服我國，使我屈膝。但我們以比較十分落后的武器倉卒應戰，竟然支持到一年半以上，不僅把敵‘速戰速決’的計劃根本打破，并給敵人在軍事上，經濟上和精神上以極大的損毀和打擊。而我方無論在軍事方面，政治方面，或經濟方面都是愈戰愈進步，愈戰愈強，且已奠定了勝利的基礎。所以至此的原因，固然甚多，但最重要的，還得算全國軍民都以同仇敵愾犧牲奮斗的精神，前仆后繼英勇抗戰所致。這種偉大民族精神表現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新生活運動的影響。”[vi]日本人也認為，新生活運動之后，（中國）軍民精神振奮程度不可低估。新生活運動是1937年之后不可輕視的三件事之一。
對“新生活運動”結果或效果的總體評價歷來是見仁見智，莫衷一是，但對于“新生活運動”在抗戰中作用的評價則相對較高。有學者把“新生活運動”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前期新生活運動（1934、2-1937、7）、抗戰時期的新生活運動（1937、7-1946、2）及后期新生活運動（1946、2-1949、2）。不同階段甚至每個階段期間，新生活運動的實際狀況有很大差別。……抗戰時期的新生活運動……各項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就其主導方面來講，是積極的、進步的，值得肯定，不是‘收效甚微’，而是成績很大”；[vii] “新生活運動成為連接全國人民共同抗日的紐帶”；[viii] “最能體現新生活運動作用的，是其作為抗戰精神準備的目的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新生活運動在樹立抗戰信心、激勵民族氣節、鼓舞抗戰斗志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ix]從歷史文獻記載的事實來看，上述評價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新生活運動”對抗日戰爭的影響和對民族精神的熔鑄是積極的、重要的。
[i]蕭繼宗主編：《革命文獻》（第68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5年版，第257頁。
[ii]參見朱漢國主編：《中國社會通史》（民國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76-678頁。
[iii]嚴如平：《宋美齡》。見朱信泉、婁獻閣主編：《民國人物傳》，中華書局2005年9月版，第63頁。
[iv]蕭繼宗主編：《革命文獻》（第68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5年版，第61頁。
[v]蕭繼宗主編：《革命文獻》（第68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5年版，第75頁。
[vi]蕭繼宗主編：《革命文獻》（第68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5年版，第122頁。
[vii]關志鋼：《新生活運動“失敗論”析》，《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
[viii]林頌華：《試論新生活運動的特點與效用》，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
[ix]張嵐：《國民黨“新生活運動”評析》，《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