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３月份以來，十四世達賴喇嘛又開始在海外頻頻活動，或接受采訪，或參加集會，標榜自己怎樣為西藏的人權、民主、自由而努力，宣稱現(xiàn)在的藏族人民“陷入了人間地獄般的苦難中”，唯有過去的西藏才是“自由的西藏”。
達賴的言論罔顧事實，顛倒黑白，與鐵的事實不符，也與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的感情相悖。
一問：
達賴為什么不肯承認歷史上西藏就屬于中國？
今年３月１０日，達賴在所謂“和平抗暴”５０周年紀念集會上竟宣稱，“承認歷史上西藏就屬于中國，這是不合理的，也是沒有道理的。”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２日，就任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達賴，曾經歡呼“從此，西藏人們永遠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奴役和羈絆，回到祖國大家庭”。今天的達賴卻矢口否認歷史上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無非是為“藏獨”制造“歷史根據(jù)”和“現(xiàn)實合理性”。
多位藏學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史料表明，自元朝開始，中國中央政府就對西藏行使著無可爭辯的、有效的行政管轄。主權問題是根本的問題，達賴否定歷史上中國對于西藏地方的主權，實際上是在為今天“西藏獨立”或“半獨立”“變相獨立”尋找法理根據(jù)。現(xiàn)在世界各國都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一個國家認為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也沒有一個國家承認達賴所謂的“流亡政府”，這是世界各國官方、正式、嚴肅的態(tài)度。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廉湘民說，在世界語言學分類中，藏語和漢語同屬一個語系，藏語中存在著大量的各個歷史時期從漢語中借用的詞語；藏醫(yī)藏藥中包含了大量漢族醫(yī)學及中醫(yī)的理論精華和實踐經驗。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也滲透到藏族傳統(tǒng)文化之中，孔子被譽為神通王。片面地將西藏的民族特征作為西藏獨立的理由，這是非常荒謬的。藏族的文化和宗教特征絲毫不妨礙其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張云說，歷史證明，所謂“西藏問題”和“西藏獨立”，根本就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圖謀分裂中國的產物。達賴流亡國外這些年，總是根據(jù)形勢的變化，根據(jù)西方一些人的喜好，不斷編織各種各樣蠱惑人心的謊言，甚至聲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的時候，西藏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到現(xiàn)在西藏仍然是一個被違法占領的獨立國家。其目的無非是企圖借助西方反華勢力的幫助，為“藏獨”制造“歷史根據(jù)”和“現(xiàn)實合理性”。
二問：
１９５９年西藏反動勢力發(fā)動的是“和平抗暴”嗎？
５０年前的３月１０日，以達賴為首的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由于害怕失去統(tǒng)治地位和民主改革，發(fā)動武裝叛亂。這場武裝叛亂很快失敗，達賴隨后逃亡印度，組建所謂“臨時政府”。今年３月１０日，達賴在所謂“和平抗暴”５０周年紀念集會上，將５０年前的那場武裝暴亂美化為“和平抗暴”。
盡管達賴一再否認，但他當時親筆書寫的三封信件卻有力地揭露了所謂“和平抗暴”的歷史真相。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拉薩發(fā)生叛亂后，達賴分別于１１日、１２日、１６日向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負責人寫了三封信，信中說：“反動的壞分子們正借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危害我的活動，對此我正設法平息。”“反動集團的違法行為，使我無限憂傷……以保護我的安全為名而制造的嚴重離間中央與地方關系的事件，我正盡一切可能設法處理。”
時隔５０年，達賴卻出爾反爾，歪曲事實，將他曾經定性的“壞分子們”和“反動集團”說成是“被逼無奈”，將武裝叛亂說成是“和平抗暴”。這是對和平這一美好詞匯的踐踏。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干事拉巴平措說，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叛亂分子的代表召開會議，決定進行“西藏獨立”運動。１３日，叛亂武裝總部以“西藏獨立國人民會議”名義下達命令說：“為了反對共產黨和獲取西藏獨立的武裝斗爭的勝利，所有１８歲至６０歲的男人，都必須自帶武器、彈藥、食物，立即趕來拉薩，不得遲緩。”２０日，叛亂分子向駐拉薩的黨、政、軍機關和企事業(yè)單位全面發(fā)起武力攻擊。
西藏上層反動分子以背叛西藏廣大人民群眾開始，以被西藏人民和全國各族人民拋棄而告終。僅僅兩天時間，人民解放軍就取得了拉薩平叛的全面勝利。２８日，國務院發(fā)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qū)籌委會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職權，并責成西藏軍區(qū)徹底平息叛亂。隨后不到兩年的時間，完成了平息叛亂的任務。
達賴當時親筆書寫的三封信件徹底揭露了所謂“和平抗暴”的歷史真相。達賴今天所持的態(tài)度與他當年對叛亂的認定截然相反。
三問：
達賴有沒有要求從西藏撤出解放軍和遣返漢人？
３月１０日，達賴在所謂“和平抗暴”５０周年紀念集會上宣稱，“我從來沒有說過解放軍應該撤出西藏”。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周源說，達賴１９８７年在美國發(fā)表的“西藏五點和平計劃”白紙黑字、明明白白地寫著，“在西藏建立和平區(qū)將需要中國將軍隊和軍事設施撤走”“只有中國軍隊的完全撤退才能開始真正的和解過程”“撤軍是一個重要的訊號，顯示未來將有可能與漢人在友誼和信任的基礎上建立起有意義的關系”。第二條說：“西藏民族若要求生存，一定要停止人口轉移，并使移民入藏的漢人回到中國。”達賴在１９８８年法國斯特拉斯堡發(fā)表的“七點新建議”中又說，“我們應該召開區(qū)域性的和平會議，以確保西藏的非軍事化。”
根據(jù)達賴的設想，中國軍隊撤走后，由他召開一個“國際和平會議”，把“藏區(qū)”搞成一個“國際和平區(qū)”。
西藏“流亡政府”２００５年頒布的《達賴喇嘛“中間道路”宣傳手冊》上明確寫著，“‘斯特拉斯堡建議’是由達賴喇嘛提出，經民主程序確定的”，也就是說，是改不得的。西藏“流亡政府”頭頭桑東直到２００８年還宣稱，“自治區(qū)內不能駐扎軍隊，這是我們的核心問題。”由此可見，達賴關于從西藏撤出解放軍和遣返漢人的分裂主義要求，是他的“中間道路”政治主張的基本內容，不僅至今沒有放棄，并且不斷增加新的更加無理、蠻橫的要求。
藏學專家指出，軍隊是一個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國家安全和社會穩(wěn)定的基本保障，任何國家都不會同意把自己的軍隊從自己的國土上撤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廉湘民尖銳地指出：“如果我們連駐軍都沒有了，哪里還談得上什么‘國防歸中央管’？可見，達賴集團的說法不但互相矛盾，而且本來就是騙人的謊話。”
四問：
舊西藏是誰的“香格里拉”？
達賴不斷吹噓，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是一個“自由的西藏”，充滿了人權、平等和自由。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張云說，達賴集團至今仍然為封建農奴制唱贊歌，稱之為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天堂，把農奴主對農奴的殘酷壓迫美化成西藏的文化特色，真的是讓歷史蒙羞。“但是，即使是最精致的謊言也無法抹去關于舊西藏的黑暗記憶。”
美國藏學家譚·戈倫夫指出，雖然有人聲稱１９５９年以前一般西藏人的生活中有喝不完的奶茶、大量的肉食和各種蔬菜，但是１９４０年對藏東地區(qū)的一項調查表明：３８％的家庭從來沒有茶喝，５１％的家庭吃不起酥油，７５％的家庭有時不得不吃和牛骨頭一起煮的、與燕麥面或豆面摻和在一起的野草。“沒有證據(jù)證明西藏是一個烏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達賴本人在１９５９年民主改革前擁有１６萬兩黃金，９５００萬兩白銀，２萬多件珠寶玉器，１萬多件各種綢緞、珍貴裘皮衣服。其家族占有２７座莊園、３０個牧場，擁有６０００多名農牧奴。
舊西藏的寺廟和貴族都有監(jiān)獄或私牢，可以自備刑具，私設公堂，懲罰農奴和奴隸。甘丹寺就有許多手銬、腳鐐、棍棒和用來剜目、抽筋等酷刑的刑具。達賴的副經師赤江在德慶宗設立的私人寺廟管理機構，就曾經打死打傷農奴和貧苦僧人５００多人，有１２１人被關進監(jiān)獄，８９人被流放，５３８人被逼迫當奴隸，１０２５人被逼迫逃亡，４８４名婦女被強奸。
舊西藏法典規(guī)定人分為三等九級，上上等人“命價即為與尸體等量的黃金”，而“婦女、流浪乞丐、鐵匠、屠夫等”下下等人“償命價為草繩一根”。舊西藏流行一句民諺：“農奴身上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錢高；農奴面前三條路，逃荒、為奴和乞討。”昔日的農奴們說：“泉水滴流的石頭上，積滿了萬年青苔。我的臉上淌著淚水，仇恨深似大海！” 人們不禁要問，這就是達賴贊美的“自由的西藏”嗎？
《俄羅斯報》資深評論員奧夫欽科夫指出，把十四世達賴說成“人權保護者”可謂“絕頂荒謬且極端無恥”，“達賴對慘無人道的封建農奴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五問：
是自由幸福還是“陷入了人間地獄般的苦難中”？
３月１０日，達賴在所謂“和平抗暴”５０周年紀念集會上煽情地說，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后，“藏人陷入了人間地獄般的苦難中。”
５０多年前，同一個達賴，就任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在籌委會成立大會上致詞時再次肯定《十七條協(xié)議》使西藏人民“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權利，開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新舊西藏哪一個好？最有發(fā)言權的莫過于西藏百萬翻身農奴。
不久前，記者走進拉薩市納金鄉(xiāng)嘎巴村村民丹增巴桑的家。６８歲的丹增巴桑動情地向記者講述了５０年的發(fā)展變化。“我的父母，我們家世世代代都是色拉寺的農奴。家里什么財產都沒有，沒有房子、沒有土地，也沒有人身自由，晚上與牲畜睡在一起。如果有人說舊西藏好，那只能是謠言。”他說，民主改革以后，家里的情況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西藏自治區(qū)于２００６年實施的安居工程，使丹增巴桑家的住房情況發(fā)生了很大變化。他說，政府補了２.５萬元，從銀行貸了２.５萬元，自己湊了一部分錢，蓋起來了面積５００平方米的大房子。
西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主席向巴平措出生于舊西藏的一個貧寒家庭，他經歷了不同的時代，是很多重大事件的見證人。他說，１９５９年前達賴統(tǒng)治下的西藏是一個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落后的封建農奴制社會，“人間地獄”用于形容舊西藏社會倒是恰如其分。他說，民主改革５０年來西藏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社會實現(xiàn)了跨越式發(fā)展，只要持客觀立場或去過西藏的人都知道這一點。
穿越５０年的時空，西藏發(fā)展進步的步伐，反而印證了５０多年前達賴的肯定：《十七條協(xié)議》使西藏人民“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權利，開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社會制度實現(xiàn)了歷史性跨越，西藏人民從此進入了當家作主的新時代。在這場意義深遠的變革中，最震撼人心的，是百萬農奴命運的巨變。目前，在全國人大代表中，西藏自治區(qū)有２０名代表，其中１２名為藏族公民，門巴族、珞巴族公民各１名。
——經濟建設實現(xiàn)跨越式發(fā)展。１９５９年至２００８年，西藏生產總值由１．７４億元增長到３９５．９１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６５倍，年均增長８．９％。１９９４年以來，西藏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達到１２．８％，高于全國同期年均增長水平。１９５９年至２００８年，西藏人均生產總值由１４２元提高到１３８６１元，增加１３７１９元。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生存和發(fā)展狀況得到極大改善。民主改革前，西藏農牧民沒有生產資料，幾乎終身負債，根本談不上純收入。２００８年，西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到３１７６元，１９７８年以來年均增長１０．１％，２００３年以來年均增長達到１３．１％。
墨西哥前駐華大使李子文曾先后４次去西藏，每次都感觸良多。他認為，沒去過西藏的人對西藏沒什么發(fā)言權，因為他們并不了解真實的西藏，不了解中國政府為西藏的建設和發(fā)展所作的努力。“我有很多西藏朋友，他們靠往來于西藏和北京之間做工藝品生意而逐漸富裕起來。隨著西藏與內地在經濟上日益融合，美好的生活寫在人們的臉上。從他們的微笑中，我能讀懂他們心里的快樂。”
六問：
西藏的宗教、文化、語言、民族特性瀕于滅絕嗎？
３月６日，達賴在接受一家西方媒體采訪時說：“漢人要除掉我們的語言和文化。”３月１０日，達賴又重彈老調說，西藏的“宗教、文化、語言、民族特性等瀕于滅絕。”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圖書館館長、研究員安才旦尖銳地指出，對稍微了解一點西藏情況的人而言，達賴的謊言十分荒謬；而對專家來說，他的謬論簡直不值一駁。舊西藏的教育集中在貴族和寺院中，如果不當僧人，普通藏人基本沒有學習的機會。如今，中央政府通過立法和政策扶持，使藏語使用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從幼兒教育到高等教育，從職業(yè)教育到特殊教育，哪個教育階段沒有藏語教材？”
“看看遍布拉薩乃至西藏各地的現(xiàn)代化文化設施吧，它們都是向公眾開放的，而不是為某個人、某個貴族階層服務的。但在舊西藏，除了統(tǒng)治階級外，有多少普通百姓欣賞過藏族的傳統(tǒng)歌舞呢？”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次仁央宗說，“藏族畫家的畫作在中國美術館展出，藏族音樂家創(chuàng)作的歌曲在全國傳唱。西藏元素被如此眾多的人關注和欣賞，對西藏文化的保護、發(fā)展和繁榮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西藏自治區(qū)政協(xié)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副主任斯朗格列曾在自治區(qū)檔案館工作了３０多年，他在現(xiàn)存的近代檔案中從未發(fā)現(xiàn)過有舊西藏地方政府投資修護寺廟的記載，寺廟的維護大部分來自于強制性的拉差。而在民主改革后，中央政府把藏傳佛教作為藏民族傳統(tǒng)文化給予有效保護，僅上世紀８０年代以來，國家就先后撥款７億多元，對西藏的寺廟、靈塔、祭殿等宗教場所進行維修。特別是從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４年，國家撥專款５５００多萬元和大量黃金、白銀對布達拉宮進行了重點維修。２００１年起，又撥專款３．３億元，用于維修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薩迦寺三大文物古跡。２００７年，中央政府再次撥出５．７億元，用于“十一五”時期對西藏２２處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進行全面維修保護。這在中國文物保護史上是空前的。
七問：
誰在民族之間制造仇恨和分裂？
３月１０日，達賴在所謂“和平抗暴”５０周年紀念集會上煽動說，中國政府在漢、藏民族之間挑起仇恨和分裂。
恰恰相反，是達賴在很多場合在漢、藏民族之間不斷挑起仇恨和分裂。實際上，達賴１９８７年在美國發(fā)表的“西藏五點和平計劃”和１９８８年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發(fā)表的“七點新建議”，都明確講到，要中國軍隊和軍事設施撤離西藏，要立即制止?jié)h人遷入藏區(qū)，已經進入的要撤離。而他的“流亡政府”頭頭桑東更清楚地表示，居住在西藏自治區(qū)的非藏人不享有自治權，少數(shù)民族自治區(qū)的所有官員和政府雇員，都應當由少數(shù)民族擔任。就在今年３月６日，達賴在接受一家西方媒體采訪時挑撥說，居住在西藏的許多中國居民備了武器準備開火。
事實勝于雄辯。西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主席向巴平措說，過去５０年來，中央政府對西藏倍加關心和愛護，對其發(fā)展給予全力支持。大量數(shù)據(jù)也證明，西藏的發(fā)展進步得益于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各族人民的團結協(xié)作：
——中央政府、全國各省區(qū)對西藏的幫助巨大。統(tǒng)計顯示，西藏自治區(qū)成立以來的８７５.８６億元財政支出中，９４.９％來自中央補貼。
——“十一五”期間，國家規(guī)劃在西藏投資８０個重點建設項目，總投資１０９７億元，“十一五”期間投資７７８億元。
——稅收方面，只有西藏一直執(zhí)行著比全國低３個百分點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并且對農牧民一直免收各種稅費。金融方面，西藏一直實行比全國低２個百分點的優(yōu)惠貸款利率和低保險費率的政策。
——對農牧民實行免費醫(yī)療，農牧民子女上學實行免費吃住等各項政策。
《印度教徒報》總編輯那拉希姆漢·拉姆從１９７８年起１７次訪問中國，看到了一個經濟起飛的西藏。他評述，盡管西藏也受到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但是增長速度仍然明顯。更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屋脊”上奇跡般地架起了青藏鐵路，給西藏的發(fā)展帶來更大的動力。可見，這得益于中國中央政府的政策扶持以及兄弟省區(qū)市的幫助，而這在其他國家是很難看到的。
多位專家學者指出，一個社會是進步還是落后，一個制度是先進還是愚昧，要看其是否造福于大多數(shù)人，是否最大程度地維護了大多數(shù)人的權益。半個世紀的西藏當代史證明，沒有民主改革，就沒有占西藏人口９５％的廣大勞動人民的翻身解放，就沒有西藏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fā)展。
廢除封建農奴制度，不僅是西藏歷史進步的必然要求，更是世界人權事業(yè)的偉大成果。這是歷史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