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在論壇上總結了前幾年中國金融監管的寶貴經驗。他表示，中國銀行業之所以能躲過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一劫，就在于中國銀行業的主管部門在幾年前就已高度警惕國際金融市場風險了。
在兩年半、三年前，當幾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金融創新和充沛流動性的興奮之中時，中國銀監會早已預料到金融市場存在著風險，并及早防范由不當金融創新、尤其是衍生產品所引起的流動性風險。同時，又調整了一系列監管政策，如多次向國內銀行業提示風險，要求它們在經濟上升時期采取嚴格的防范風險措施，有效隔離風險的跨市場傳遞。當國際金融海嘯沖擊世界各國銀行時，中國銀行業卻成了最大的一片綠洲。
這絕非是溢美之詞。在一定意義上，恰恰反映了中國銀行業的現實狀況。可以說，這也有力地保證了中國經濟能走出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與經濟困境。
我們可以看到，國際金融海嘯的突然而至，全球都在積極尋求針對國際金融海嘯的應對方式。比如，在國際金融海嘯發生后，中美兩國政府都十分關注金融市場中出現的流動性緊縮問題，并采取了相應的應對之策。其中，美國政府采取的方法是向銀行體系注資，并采取了“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增加市場的流動性；中國政府則把貨幣政策基調由“從緊”改為“適度寬松”，并下調各種利率等。盡管中美兩國在應對政策上看上去有點相同，但政策的實際操作結果卻迥然不同。
從美國的情況來看，據美聯儲的數據顯示，2008年9月的基礎貨幣為8000多億美元，2009年1月的基礎貨幣已提高到1.7萬億美元，但銀行業的貨幣乘數反而從9倍左右下降到5倍不到。也就是說，盡管美聯儲已向銀行業注入了大量流動性，但美國銀行業的放貸量卻始終沒有增加。商業銀行的信貸無法解凍，讓美國的企業陷入了資金緊缺狀態，反過來又促使企業的貸款違約率上升，商業銀行更趨于惜貸，導致美國整體經濟及金融市場陷入了一個“死循環”的惡性怪圈。
但中國的情況卻不是這樣的，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一調整，即貨幣政策由“從緊”變為“適度寬松”，商業銀行的信貸就開始快速增加，甚至出現了信貸快速增長態勢。從2008年11月開始至2009年2月，中國商業銀行信貸增加了人民幣3.94萬億元。商業銀行信貸的快速增長，不僅推動了國內整個投資的快速增長，而且也讓一些大中型企業獲得了大量的信貸資金。從現有數據來看，截至2009年2月底，200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迅速下行的風險正在逐步減弱。
為什么同樣是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中美兩國會出如此現截然不同的局面與結果？這不僅體現在兩國經濟及金融市場的條件不一樣，而且還在于兩國面對金融風險時監管者的認識與采取的政策措施也不同。
近幾十年來，美國已發展成為一個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體，而金融業又主導了美國的服務業。由于此次美國金融危機是從金融業開始的，然后才蔓延到實體經濟。因此，對以金融業為主導的美國經濟而言，國際金融危機對美國經濟的傷害是十分嚴重的。
在美國，銀行業的產權基礎是相當明晰的，銀行風險完全要由自己來承擔。當美國不少大型銀行受金融危機重創之后（比如持有大量的MBS、CDO等有毒資產），投資損失導致其核心資本金嚴重受損，它們不得不減少放貸的額度，以減少核心資本的風險。同時，美國銀行業發放信貸的貸款質量開始急劇下降，導致不少中小銀行的壞賬不斷上升，不敢向企業進行放款。
還有，國際金融危機為什么對美國的銀行業及金融體系會如此造成嚴重的傷害？最為關鍵的問題是，國際金融危機摧毀了美國金融市場的信用基礎及以證券化為主導的運作模式。因此，注資或讓金融機構國有化并不能化解美國金融危機，問題的核心是要重建美國金融市場的信用基礎。如果美國金融市場的信用基礎無法確立或重建，那么要恢復美國金融市場的功能是不可能的。目前，缺乏這種信用基礎，是美國銀行業面對的一個大問題，這導致了銀行不敢再把貸款放出去，企業又不敢向銀行借錢。
在中國的情況則全然不同。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是以實體經濟特別是以制造業為主導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和影響自然很大，特別是歐美經濟衰退導致中國的訂單迅速減少，近幾個月來中國的出口迅速下降，2009年2月更是下降了25%以上。但是，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沖擊卻是十分有限的。這里，既有中國金融市場開放有限有關，如中國資本項目下還沒有完全開放，也與中國金融體系是以國有銀行為主導、政府對金融業監管等有很大的關系。
以國有銀行為主導的中國金融體系，盡管它的產權基礎、市場化程度、運作模式及監管制度等都存在著諸多不盡如意的地方，特別是這種金融體系的缺陷所導致的低效率是隨處可見的，但在應對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上卻“因禍得福”。也就是說，中國國有銀行的這種劣勢反而成了中國金融業規避風險的一種方式。因此，受政府管制過多的中國銀行業此次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外在沖擊并不是太大。比如說，中國銀行業購買美國證券化資產的比重并不高，它們在美國的業務量也很小，這些都成為中國銀行業規避風險的有效方式。
這樣的金融體系，不僅沒有改變，而且在監管部門的嚴格要求下，進一步強化了中國銀行業的信用基礎。近幾年來，不僅中國銀行業的經營業績大幅上升，而且潛在風險也進一步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政府的管理與政策一放松，信貸擴張就成為各類商業銀行的最佳贏利模式，信貸的快速擴張也就勢成必然。特別是在這種信用模式下，由于商業銀行的信用仍然存在著國家的隱性擔保，加上銀行體系的贏利工具比較單一，因此，只要信貸管制一放松，商業銀行以較快方式擴張信貸規模的動力也就越強。
比如，在2008年9月，在國際金融海嘯爆發后，中央立即對貨幣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即由從緊的貨幣政策轉向寬松的貨幣。自貨幣政策調整以來，國內銀行業的信貸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銀行信貸呈現超快增長態勢。可以說，信貸快速增長已超過4個月，特別是2009年1-2月份的增長速度更是驚人，銀行信貸增長規模達到2.69萬億元人民幣。有觀點認為，這種增長是在增加規模與控制風險之間尋求平衡。因此，這種信貸的超快速增長是合理的，而且是可持續的。
盡管如此，我們仍要對銀行的信貸風險認識有一定的前瞻性與預見性。中國銀監會最近表示，正在密切關注國內銀行信貸的快速增長問題，并將采取一些新的政策來降低銀行業的潛在風險。比如，對要求放開第二套住房貸款的信貸政策，監管部門一直堅持其政策底線。如果這樣的話，中國銀行業就能夠在保證經濟增長與風險防范之間找到比較好的均衡點，并能確保在中國不會發生下一波的國際金融風險。
不過，面對國際金融市場的震蕩，面對中國銀行業信貸的超高速增長，主要監管部門應采取較為保守與謹慎的態度。否則，當第二次金融危機發生時，我們就難有機會躲過這樣的危機了。（易憲容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