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國食用農產品價格持續上漲。食用油、糧食甚至連不起眼的大蒜、辣椒價格都創下新高。對此，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稱，食品等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和通脹沒有關系，勸告民眾“不要把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聯系起來。”因為食品價格上漲是由供求關系以及農產品自身周期決定的，而通貨膨脹是貨幣發行量增多造成的，“是兩碼事。”(據昨日《新京報》) 　　

　　在筆者看來，盡管通脹在理論上確乎是一種貨幣現象，而且商品價格上漲也往往由供求決定，但此時此地制造此類表述，未必恰當。因為公眾在意的是通脹是否會繼續、是否會惡化，關心如何讓自己辛苦攢下的錢不變毛，并不關心貨幣發行是否和商品對等。如果此時此刻，罔顧居民生活感受，一力撇清政策和生活現象之間的干系，并不合適。

　　從周期來看，如今的通脹現象抬頭并不孤立，是最近幾年來經濟風向的自然延續。兩年前，曾有因豬藍耳病引起的豬肉價格暴漲，隨后引起食品類價格跟風上升，2007年中期，國內CPI曾摸高至4%以上。之后，因為美國次貸危機逐漸爆發、深化、擴散，引起宏觀經濟增速回落，轉而迅速壓低了物價水平，通脹勢頭被暫時遏制。但客觀地看，今天的物價上漲苗頭與此前的通脹跡象一脈相承，都是我們為昔日高增長、低通脹所付出的代價。

　　理論上，通脹是伴生增長的必然過程。無論穩態增長的時間有多久，無論其背后包含了政策多么苦心孤詣的調節，但幾年抑或幾十年后，在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時代”末端都會出現通脹的報復性反彈，以及伴隨通脹深化帶來的資產泡沫膨脹，然后就是因泡沫破裂導致的經濟停滯，進入中期蕭條并結束一輪周期。從經驗上看，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能夠擺脫這一宿命。

　　從現實反證，本輪物價上漲始于基礎商品價格上漲，先是國際市場能源價格反彈和國內油價偏高，基本原材料等產品價格上揚，逐漸擴散到普通農產品。從這層意義上，所謂花生減產導致的油料價格上漲，天氣因素導致的蔬菜價格上漲，刺激政策伴生的巨額貨幣投放，都不過是內因，它們在短期內共同作用，放大了外部因素對國內物價的影響。

　　現在的問題是，受到危機沖擊最烈的普通居民能否負擔物價的上漲，尤其是食品價格的過快上漲。這可能產生抑制消費和投資能力的負面效果，導致宏觀經濟重回緊縮狀態。必須提醒的是，留給政策制定者的時間可能非常有限，一旦應對失當，可能導致國內剛成長起來的城市中等收入家庭在因房價上漲背負巨額債務的同時，還要來承擔物價普遍上漲的后果，這在根本上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和利益的公平分配。

　　筆者認為，現時政府不應坐視食品等居民消費必需品以“市場化”名義過快上漲，宜及時采取措施逐步穩定市場、修正預期。在供給領域，可考慮微調按地塊直補農戶的現行政策，例如按農戶產出糧食作物、經濟作物的數量，進行對應的比例補貼，以鼓勵農民增加產出，滿足市場需求；在需求領域，或可考慮提升在職和已退休人員的工資收入，對低收入者提供適度的生活補貼。

　　此外，在長期內，政府還可考慮逐步開放農產品進口，舒緩國內的供需緊張狀況。既然我國農村將不可避免地逐步城鎮化，那么讓世界養活中國也應成為“中國模式”的選項之一。“入世”之后，開放的工業部門經歷調整，逐步確立了競爭力。而農產品部門，通過引入外部競爭，推動本國農業生產率提升，也是早晚都要做的事情。如果因為擔心沖擊農村既有的收入水平，拖延城市生活成本與國際市場并軌，就可能因國內物價過快高漲，產生市民家庭數十年積累被通脹掠奪的后果。如此，既不可能產生理想中的公平反哺，也難以帶來效率的改進。

　　□沈洪溥(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