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長。客觀分析，這樣高的增長速度有兩重性。一方面，它成就巨大，舉世矚目，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另一方面，它也有負效應，在前進道路上墜入了“超速增長陷阱”。

　　所謂“超速增長陷阱”，是經濟增長速度超過客觀條件可承受限度，而引起一系列副作用。據一些專家測算，我國這段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以年均GDP增長率7%~8%為適度。但實踐結果卻接近年均10%。這樣超高的速度，付出的代價就是發展長期不平衡、不協調、不持續和高通脹。

　　為何超高速會發生這樣的負效應呢？因為片面追求高產出，就會傾向于在高效益、不會兼顧在低效益的地區和行業投資，導致效益高者愈高、低者愈低的不平衡不協調；片面追求高產出，就會只顧當前不顧長遠利益，不惜超耗資源、超排有害物，導致環境生態惡化而不能持續；片面追求高產出，就會超多投資，超多發行貨幣，導致高流動性，高通脹。因為GDP增長率與通脹率正相關，增長率會相應推高通脹率。不是說不超高增長就不會發生上述“三不一高”問題，而是即使發生問題通過宏觀調控較易糾正。而超高速則必然發生“三不一高”，且不降速只進行調控難以奏效。因此，雖然我們早在10年前已發現存在比較嚴重的“三不一高”，但不降速度，只大力“調控”，但至今“三不一高”依然嚴重。

　　超高速不是頂層設計出來的。鄧小平提出“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年均速度6%左右就可實現。黨中央提出的幾個五年計劃，對經濟增長率是建議4%至7%。但貫徹中往下逐層加碼，實績又比計劃高。出現這種怪現象，一是我們國家貧窮，干群有強烈的趕超愿望，而又不懂欲速不達的道理。二是各級領導普遍存在GDP迷信思想，至今仍未肅清。

　　到了去年，廣東、上海、北京等經濟發達省市出人意料地突然出現GDP增長率低于8%，即所謂“破8”情況(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省市繼續超速增長)。在我看來，這本是好事，但有些人卻把此看成是“經濟下行壓力”。今年全國“兩會”提出經濟增長速度目標為7.5%。李克強總理在答記者問中要求至2020年，把握年均經濟增長7%左右的速度。這意味著我國開始糾正“超速增長陷阱”。

　　有些國家出現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以速度下降為標志的。所以，中國要警惕的是墜入“超速增長陷阱”，而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解決“中等收入陷阱”，是要設法提高增長速度；而要解決“超速增長陷阱”，則應適當調低增長速度。我國越過了“超速增長陷阱”后，就應當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地方的實際情況，探索最佳發展速度，依靠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提高效率，實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