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以來，我國中小企業一直面臨著融資難、融資貴、招工難、用工成本高、生產經營壓力大等問題。此背景下，對于利潤微薄的中小企業而言，用工成本的大幅提升直接威脅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抑制企業轉型升級的步伐，“劉易斯拐點”對中小企業的影響越來越明顯。

　　“劉易斯拐點”的主要特征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基本完成轉移，城鎮農村勞動力工資水平逐漸上漲。也即，當勞動力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的交點越過“劉易斯拐點”之后，現代部門如果繼續吸收新的勞動力，工資水平就要隨之提升。為此，應從工業化進程的大背景入手，充分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順利完成轉型升級任務。

　　近幾年，我國農民工總量雖不斷增加，但離開本地外出打工的農民工數量占比則明顯下降。同時，農村剩余勞動力供應的年齡結構正在變化。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我國4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30.0%上升到2011年的38.3%，平均年齡也由34歲上升到36歲。這表明適齡或新就業農民工的數量在逐漸減少，說明農民工“無限供給”的狀況正在改變。

　　與此相伴，中小企業正面臨著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的局面。“十一五”期間，各地不斷提高最低工資標準，2010年至2012年各省市最低工資平均上調幅度為25.2%。金融危機以來，中小企業用工成本上升幅度均在20%左右。據統計，2011年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為2049元，已接近大學生初職的工資水平。

　　可以說，“劉易斯拐點”的到來直接導致勞動要素投入的相對成本大幅提升，企業必須尋求替代生產要素，熨平“劉易斯拐點”帶來的成本波動。與大型企業相比，我國存在著大量以勞動力為主要投入要素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一旦勞動力供給出現緊缺，勢必帶動工人工資大幅上漲，導致企業生產成本壓力劇增，對于利潤微薄的中小企業而言更是不堪重負。據調查，國內中小企業，特別是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的人工成本約占其總成本的30%，而其行業平均利潤率僅為3%～5%，勞動力成本上升20%，相當于擠占了其一半以上的利潤，甚至造成企業大面積虧損，致使企業關門倒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