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得到了更為有力的支撐。龐大的經濟總量和活躍的對外貿易是一國貨幣晉升為“國際貨幣”的基礎。在人民幣邁出國際化步伐之前，同為亞洲貨幣的日元已經開始了國際化征程，然而其過程的挫折和風險對尚處于起步階段的人民幣是寶貴的教訓。

　　綜觀日元從60年代至今歷經半個多世紀的國際化之路，其中對當下的人民幣最具警示意義的主要有兩點：一是對匯率波幅的控制，二是選擇正確的國際化模式。

　　警示一：謹防匯率大幅波動

　　2005年中國央行實施二次匯改前，人民幣實行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這與1949年至1971年間的日本如出一轍。日本在這22年間，美元兌日元匯率一直固定為1:360，這樣的匯率制度安排為日本在戰后通過發展外向型經濟恢復經濟實力提供了便利。韓國等“亞洲四小龍”經濟體同樣依靠著固定匯率制和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實現了經濟崛起。然而，經濟總量的上升對日元提出了升值要求，日元開始了從固定匯率制到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再到自由浮動匯率制的演變。

　　1972年至1990年的19年間是日元的升值周期。日元從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至250日元。而且1985年《廣場協議》的簽訂導致了日元的急速升值。1985年至1987年的兩年半間，日元匯率從1:250升至1:120,升幅高達兩倍多，這直接導致了日本金融市場大量泡沫的聚集，給其后日本的房地產市場和股市崩盤埋下了直接禍根。

　　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在日元從固定匯率制到自由浮動匯率制的發展過程中犯下嚴重錯誤，未能處理好國際壓力與國內實際情況的關系，激進地做出讓日元一次性大幅升值的決定，給本國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埋下隱患。

　　2005年中國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而在2012年4月，歷經數次調整將人民幣匯率波幅空間擴大到1%。在此過程中，人民幣單邊升值的預期也被打破，出現了離岸市場人民幣價格階段性地低于國內市場的情況。目前的人民幣匯率較之匯改之前更能反映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最終目的是達到其可自由兌換，同時通過更加市場化的匯率促進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結構的升級。而在達到這一目標之前的發展階段，人民幣幣值的大幅起落是大忌，因為這將打亂一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并造成國際熱錢在該國尋找套利空間而沖擊其資產價格的正常起伏。日本教訓已經在這方面為人民幣樹立了前車之鑒，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路徑應該按照胡錦濤主席在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的表態那樣，以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為原則，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不能因為外部壓力而采取激進行為。

　　警示二：“貿易結算+離岸市場”模式不成功

　　日元國際化的歷史進程可用 “貿易結算+離岸中心”模式來概括，而這一模式卻并不成功。時至今日，日元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地位依然較低，而離岸金融市場“倒逼”資本項目過早開放并帶來資產泡沫。人民幣國際化應吸取日元的這些教訓。

　　日元國際化“貿易結算+離岸市場”模式的大致軌跡為：1960年為應對匯率風險而推行日元在進出口貿易中結算；1984年為推動日元離岸市場發展而開放資本項目；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著力加強亞洲區域貨幣合作。如果人民幣也選擇這一路徑，則成功的概率并不高。首先，目前推行人民幣貿易結算存在三大現實障礙：一是我國主要貿易伙伴擁有強勢貨幣；二是大宗商品多以美元定價；三是我國對外貿易中買方市場仍占據主導，掌握了貨幣結算的選擇權。

　　其次，離岸金融市場往往“倒逼”資本項目開放，而非國內金融市場改革。日元國際化的一個主要教訓就是在國內金融改革尚未真正展開的時候，就急匆匆地放開了資本項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殷劍鋒曾指出，日本國內主要的金融改革措施(利率市場化、債券市場管制放松、股票市場“大爆炸”改革、廢棄主銀行體制等)都發生在泡沫危機爆發后的1993年、1994年和1997年，在正式宣布日元國際化的前后，日本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實質上都是些資本項目開放的措施，如1983年和1984年的歐洲日元貸款業務、1984年的日元匯兌管制放開等等，而當時日本的金融體系還是一個行政管制盛行的主銀行體制。

　　在國內實施金融管制、資本項目完全放開的背景下，在日元的離岸市場和在岸市場之間的利差導致了資本流動的無序和套利交易的橫行。反觀今日中國，主要的人民幣離岸中心香港已經成為人民幣熱錢的聚集之地，若冒然放開資本項目管制，則隨之而來的資本快速進出套利游戲將很有可能在中國大陸上演，日本教訓或將得以重現，這是中國政策制定者們需要格外小心的地方。

　　據相關學者分析，“資本輸出+跨國企業”或許是更適合人民幣國際化的模式，即通過建立以本國企業為核心的全球產業鏈來帶動資本的輸出和回流達到本國貨幣的國際化。在日元國際化的過程中，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比例過低，難以建立以本國企業為核心的生產鏈條，而間接投資大量用于購買美國金融資產和房地產，從而導致無法對沖來自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這也是人民幣國際化路徑中需要考慮到的問題。

　　人民幣國際化雖邁出了第一步，但前途仍然漫漫，路途中的風險依然重重，但只要我們遵循核心原則“采取正確的模式，排布好改革順序，循序漸進，有所為，有所不為”，則國際化之路必將能迎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