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幣值穩定是一切穩定的基礎，貨幣超發開始的時候給每個人像‘灌了蜜糖似的’，但通脹本質是一劑涂有糖衣的甜蜜毒藥，它扭曲政府、企業和個人的經濟行為。”

　　全國兩會期間，央行發布了一組貨幣供應量數據，其中，2月底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同比增長15.2%，余額達到99.86萬億元，2012年末，這一數據是97.42萬億元。昨日，央行負責人在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將采取措施加強流動性管理，要對通脹保持高度警惕，這是貨幣供應量達到歷史峰值的同時，貨幣當局明確表示加強調控的意圖。

　　近年來，隨著經濟高速發展，中國貨幣需求水平不斷上升，表現為貨幣供應量的增速平均高于經濟增長速度。2012年末，中國M2余額達到97.42萬億元，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貨幣供應總量的1/4，是美國的1.5倍。尤其是M2與GDP的比例高達188%，創下歷史新高，而同期美國M2與GDP的比例為63%。許多人認為中國已然貨幣嚴重超發，一些外媒也把“全球最大印鈔機”的高帽送給了中國的貨幣當局。

　　中國是否存在貨幣超發，流通中的貨幣量數據可以提供一種參考，但關鍵還是看物價是否穩定，貨幣供應量與經濟增長速度和規模是否相適應。有論者以為，中國還處于貨幣化早期的進程當中，與發達國家的貨幣供應統計口徑有差異，以往很多非市場交易的金融服務類產品開始進入市場，自然需要更多的貨幣。用央行行長周小川的話說，過去中國所統計的實體經濟只涵蓋物質部門，不包括服務業，所以隨著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及經濟快速發展，貨幣供應量很快就超過當時統計口徑的“實體經濟”的需要，表現為超經濟發行，即所謂“貨幣超發”。但實際上，貨幣供應不僅要滿足實體經濟的需要，還需滿足服務業及金融市場的需要。

　　另一方面，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這十年間，經濟大規模融入全球化進程，8萬億美元的經濟體量，進出口占到一半以上。而人民幣進入升值通道后，等于向世界發出“向中國搬錢”的集結號。于是，順差累積的超過3萬億美元的外儲，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以及來分享升值的境外貨幣投機商”百川歸海”。在現行外匯體系下，每一美元進入中國，央行都要騰籠換鳥用相應的人民幣置換出去。中國特色式的“貨幣暗流”、“貨幣側漏”、“影子銀行”和灰色金融等共同作用，使M2偏高成為一個長期的伴生現象。

　　百萬億的貨幣洪峰，是各種因素交織的結果。2008年以來的反危機措施中，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有階段性刺激經濟增長的成果，但“是藥三分毒”，副作用不可避免。五年來累積的信貸投放超過40萬億。信貸一出錯，必然會扭曲經濟行為，并且這中間的累積效應具有滯后性和突變性。因此，從本源上來看，“貨幣超發”背后，是經濟金融的結構性失衡和金融體系發展滯后。

　　中國貨幣化過程存在著與其他國家迥異的結構性和制度性基礎，在政府主導要素貨幣化分配的背景下，社會融資大部分來自銀行。在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金融抑制和利率管制長期存在，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即將撤銷的鐵道部，負債超過2萬億，但靠其自身的運營，正常付息都不可能。類似的高壟斷、低效率的國有資本這才是冰山一角，也是改革的難點所在。而信貸在低效國有資本的過度堆積，則是助推通脹的重要誘因。對于本屆政府來說，必須通過深化改革打破壟斷，糾正銀行體系為壟斷性央企過度背書、國家剛性支付和“硬擔保”的迷信，更多地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主體，改變經濟增長對投資的過度依賴，促進推進利率市場化，讓商業銀行真正成為自我約束、自主經營、自負營虧的市場主體。

　　中國經濟處于一個多重變量同時作用的復雜時期，探討貨幣超發問題，現象背后有著復雜的形成機制。雖然數字上CPI在低位匍匐，但百姓感同身受的真實通貨膨脹率要遠比公布的數據高。如果對通脹不加以警惕，基于高能貨幣堆積的物價水平遲早會露出猙獰的面目。刻舟求劍式地把中國特色的CPI與農產品捆綁，CPI上去了，動輒歸罪于“豬拱的”，回避背后的貨幣因素，那要么是把公眾當成“二師兄”，要么自己潛移默化不知不覺成了“二師兄”。維護幣值穩定是一切穩定的基礎，貨幣超發開始的時候給每個人像“灌了蜜糖似的”，但通脹本質是一劑涂有糖衣的甜蜜毒藥，它扭曲政府、企業和個人的經濟行為。貨幣超發自然地拉大貧富差距，惡化收入分配。而更大的危害在于當貨幣的名義價值與實際價值背離（如人民幣的外升內貶），還可能為貨幣投機提供了巨大空間，隨著人民幣互換協議范圍的不斷擴大，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上將布滿“陷阱”。就此而言，通脹問題的累積已不是一個簡單的物價問題，而是深層次的金融的系統性安全問題，必須高度警惕，嚴防死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