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并未來臨

　　劉易斯拐點，指勞動力由過剩走向短缺的轉折點。反映的是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這一說法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在人口流動模型中提出。

　　近年來，隨著國民經濟不斷增長中民工荒的出現，有人認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已經來到。我不同意這種看法。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的理論和國情理由。

　　第一，中國城市化水平還很低，農村人口還要繼續向城鎮流動，包括勞動力。按照劉易斯的模型，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只有在農村和農業中沒有剩余的人口和勞動力時，才能成立。從統計看，中國2009年城市化水平46.59%，處于低城市化水平國家。只有城市化水平達到70%時，說劉易斯拐點來臨，才比較接近現實。

　　第二，按照勞動力人均耕地來看，中國農業中有大量剩余的勞動力。從大數估計，全國近7.8億勞動力中，城鎮固定勞動力大約為2.8億人，農民工2億人，在農村從事農業的3億人。中國目前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很低，農業勞動力在全世界看，也屬于極度過剩的國家。

　　第三，制度改進和技術進步，將加快農村剩余人口和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由于中國的戶籍遷移、居住、公共服務、社保等制度的城鄉分割，實際使一部分中年和婦女勞動力不能夠從農村向城市流動。如果這些制度逐步均等化，農村中的中年勞動力和婦女勞動力就會向城市轉移。而改革是一個趨勢，農村留守的勞動力終究是要向城市轉移的。

　　第四，劉易斯拐點來臨的一個重要標志，是農村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與城鎮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基本接近，中國農業和城鎮在這方面還差得太遠。

　　第五，分析劉易斯拐點是不是來臨，既要看供給曲線，也要看勞動力的需求曲線和需求趨勢。從所有制結構看，國有和集體企業在上世紀高峰時期曾雇傭1.3億勞動力，現在國有企業雇傭人數不到3000萬，集體企業雇傭人數不到500萬，這意味著國有和集體企業減少了近1億工作崗位，而且還在繼續減少。從產業結構看，現在40%的勞動力在農業。但去年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降到10%以下。這意味著40%的農業勞動力僅創造了不到10%的GDP，可見農村農業的勞動生產率與城鎮工業和服務業相差有多大。而前面已述，劉易斯拐點的假設之一是農村和城市的勞動生產率大體相當。從企業規模結構以及每千人擁有的企業數量看，發達國家每千人45個左右，發展中國家30個左右，而中國只有12個左右，中國小企業少，許多地方都是大型工業企業發展主導，提供就業機會很少。簡言之，無論是從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還是從每千人擁有的企業，特別是能吸收勞動力就業的小企業數量看，中國遠遠沒有到勞動力需求把農村過剩勞動力吸收得已經沒有了的時候。

　　總之，劉易斯拐點沒有來臨。當中國劉易斯拐點來臨的時候，大約是城市化推進70%以上時。因此，劉易斯拐點來臨，恐怕要等到2020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