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央行政策多為兩難選擇

　　2010年末，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公布了本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的排名，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緊跟美國總統奧巴馬位居第四，壓過排名第五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周小川入選理由是“掌握著世界經濟的命脈，對世界經濟的穩定非常重要”。

　　曾有金融界人士戲言，掌握著2.6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周小川在國外更“呼風喚雨”，他的一舉一動時時刻刻都影響著國際市場的變動。

　　周小川的一言一行也在國內市場激起層層漣漪。一直強調逆周期調控的他，在2010年中，他執掌的央行率先拉起了緊縮的序幕。在2010年初信貸“失速”之時，周小川果斷地上調了準備金率，并持續地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回收流動性。雖然，在2010年中一度因為歐債危機而放緩了緊縮的腳步，但央行在2010年3季度趨勢明朗后又重啟收縮，全年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兩次加息，無不顯示出其恢復“穩健”的決心。

　　周小川還是個堅定的改革者，從國有銀行改革開始，外匯體制改革以及最近經常提起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都是他力主開辟的“戰場”。最近，央行又多次吹風，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可以預想，在2011年，改革將是周小川的主基調。

　　貨幣政策加速回歸穩健

　　2010年的中國經濟，穩固回升，勢頭平穩。但隨著美國的兩次定量寬松，以及國內信貸的超高增長，中國的流動性過剩壓力越來越大，通貨膨脹也不期而至。2010年11月，高達5 .1%的C PI漲幅超出了大多數機構的預料。與此同時，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黃金價格也節節攀升，接近和超過了金融危機前的高點，這些都可能成為推高新一輪通脹的動力。

　　作為央行行長，穩定價格是周小川的天然使命，他自然成為了中國抗通脹的旗手。央行兩次加息、六次調整準備金率，讓市場充分感受到了其防通脹的決心。但回顧2010年年中之時，歐債危機爆發，中國經濟增速回落。周小川“收”與“不收”選擇兩難。

　　2010年的貨幣政策調整一波三折。進入2010年1月，商業銀行突擊放出大量信貸，新年第一周新增貸款高達6000億元。為了遏制這種貸款沖刺，央行隨即上調了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次調整超出市場預期，外界認為這顯示了央行流動性管理的決心。但是，這種頗具前瞻的貨幣收縮阻力頗大，由于2009年4萬億元投資計劃涉及到大量國有項目和商業貸款，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道路困難重重。

　　在2010年底接受央視采訪時，周小川亦直言，“我覺得多數央行的政策工具，都存在兩難。因為這個經濟體首先就有不同的利益主體，你想使手里少數幾項貨幣政策的工具，滿足所有不同利益群體的要求，是很困難的。拿匯率來理解，匯率升高的時候，出口者可能抱怨，進口者說這個可能有好處，他的東西可以賣便宜點，市場打大一點。”

　　“除了利益群體以外，還有整個對整體經濟，比如說可能對增長好，對物價不一定太好，這種大板塊上需要權衡。再有就是時間跨度上，有些政策短期看好，但是對中長期不見得有利。而另外有一些中長期有利，短期可能還要忍受一點代價，所以這些都表明了這種權衡或兩難的關系。因此，所謂宏觀的決策，就是站在更全局的立場，更總量的立場，把近期和中長期結合起來，綜合考慮，作出權衡。”周小川說。

　　不過，周小川還是在兩難之中作出了選擇。在第三季度經濟數據公布之時，央行扣動加息扳機，決定自2010年10月20日起一年期存貸款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但是由于2010年加息時機的一拖再拖，各方紛紛把高通脹的主要原因歸咎于貨幣超發。

　　在爭議中，央行開始加大收縮力度。2010年11月2日，央行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明確指出“引導貨幣條件繼續回歸常態水平”，隨后存款準備金率再次上調0.5%。

　　直至2010年12月，中央定調——— 2011年將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靈活性、有效性，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正式退出舞臺。

　　對于2010年的政策力度和節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認為，今年一季度可能啟動密集緊縮政策，以緩解物價壓力。這些緊縮政策可能包括上調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及匯率。

　　野村證券最新發布的《中國經濟預測報告》預計，2011年C P I將達到4 .5%，2012年為5%；2011年中國將進行4次對稱加息，1年期存貸款利率每次上調25基點；2011年存款準備金率5次上調，每次上調50個基點。野村證券亞洲區經濟研究部中國經濟學家孫馳預計，在2011年第一季度，中國會進行一次加息和兩次存款準備金率的上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