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民資準入限制勢在必行，但是這不應僅作為挽救經濟下行探底的應急式行動，而應成為我國深化市場改革的根本理念。
在經濟形勢日益緊迫之下，面對1-4月份全國稅收收入增幅、國企利潤總額均同比下滑的態勢，決策層再一次將力挽狂瀾的希望寄托在民資身上，一場旨在打破民企準入限制的行動已然展開——據相關媒體報道，短短40天內，銀監會、國資委、證監會、交通運輸部、衛生部和鐵道部6大部委，均分別出臺鼓勵民資進入此前受限（或相對受限）領域的政策。
這當然值得贊賞，此番各部委有針對性地出臺鼓勵民資政策，不僅是對2005年和2010年新舊“非公經濟36條”的落實之舉，還是對近5年國資過度擴張造成民資持續弱化的平衡之舉，更是扭轉去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經濟持續下行探底的無奈之舉。
但是，在承認此番6大部委打破民資準入限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同時，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缺乏可行性操作細則和嚴格監管機制的“鼓勵民資”，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極易演變成無功而返、甚至適得其反的結局。
細究此番6大部委“鼓勵民資”出臺的相關政策，可以說普遍缺乏可行性的操作細則。比如，銀監會出臺的《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實施意見》，其中雖然將村鎮銀行主要發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從原來的不低于20%降低為15%，但是在“單個自然人股東、單一非銀行金融機構、單一非金融機構企業法人（及其關聯方）持股不得超過股本總額10%”這一限制未破之下，即意味著國有銀行仍將作為鄉鎮銀行的主角、民資仍然僅能作為配角而存在。當然，該文件還提到“村鎮銀行進入可持續發展階段后，主發起行可以與其他股東按照有利于拓展特色金融服務、防范金融風險、完善公司治理的原則調整各自的持股比例”，但是在沒有明確細化的具體標準和具體期限之下，這仍可能僅是形式上的“口惠”而已。
再如，衛生部發布的 《關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經營性質的通知》，雖然進一步明確“社會資本可以按照經營目的，自主申辦營利性或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并要求衛生行政部門“及時對社會資本舉辦的醫院進行定級”，但是這一要求并未有具體的時間安排。此外，雖然國辦“58號文”早于2010年即已頒布，明確“消除阻礙非公立醫療機構發展的政策障礙，確保非公立醫療機構在準入、執業等方面與公立醫療機構享受同等待遇”，但是在具體實踐中，部分地方仍然存在征收民營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稅費、拒絕兌付轄區外合規醫保定點民營醫院的醫療費用等違規行為，對此衛生部此番亦未出臺具體的解決措施。
與普遍缺乏可行性操作細則相比，我們更加擔心此番6大部委鼓勵民資出臺的相關政策、尤其是國資委發布的《關于國有企業改制重組中積極引入民間投資的指導意見》，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如果缺乏嚴格監管機制的約束，極可能再次導致上一輪國企改制過程中屢屢出現的“國有資產流失”、“利益輸送”等諸多亂象。
打破民資準入限制勢在必行，但是這不應僅作為挽救經濟下行探底的應急式行動，而應成為我國深化市場改革的根本理念，更應確保在可行性操作細則和嚴格監管機制的前提下具體實施，而不是持續“摸著石頭過河”。(財經評論人 楊國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