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強文化自信，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業已成為時代的最強音。何為“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傳統文化的內容是什么？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辨析，是弘揚的前提和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講清楚”，即“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蘊含著豐富的理論內容，其中，就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而言，體現為四個原則，即歷史根基，當代價值，國際視野，人類高度。

　　歷史根基

　　中國傳統文化有重史的傳統。從甲骨卜辭看，3000多年前的商朝便有了專門的史官，自秦代以降就有了“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的說法。中國的史傳類文字構成了中國文獻的主要組成部分，《四庫全書》中，經、子、集三部實際上也有大量的“史”的內容；中國史書、史料之多，世界上無出其右者。以史為鑒，由史知興替……“歷史在古代中國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對神的崇拜和對某種宗教的信仰”。重史傳統的形成，與豐富的歷史傳統直接相關；從另一個層面講，中國重史傳統，又直接增強了歷史傳統的豐富度。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核心理念，包括道、中、和、仁等等，無一不是從歷史的深處走來，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如講仁愛，后世把三皇五帝時代舜視作仁愛的典范；儒家經典《論語》共兩萬多字，“仁”字便出現了109次；孟子有“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到了宋代的張載更是提出“民胞物與”的主張。這些思想家的仁愛觀念，聚合成中華傳統文化中講求愛人有差等、由近及遠向外輻射，以愛家人為基本、輻射到愛他人、再輻射到愛天地萬物的中國仁愛思想體系。凝魂聚氣，強基固本。一個持續生長了幾千年的文明，有著健旺的精氣神。母性的土地，滋養出特色獨具的文化風景。中華傳統文化成長于中華民族特有的生存環境之中，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包含著中華民族高超的生存智慧，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文明持續健康發展的底氣，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

　　當代價值

　　樹大根深，枝繁葉茂。中華傳統文化涵蓋精神信仰、哲學觀念、政治制度、社會風俗的各個層次、各個方面，是一棵生機盎然的大樹。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醇厚的文化基因給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的精神滋養，也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構當代社會主義文化提供了不竭的源泉。比如，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仁愛理念內蘊著深刻的平等觀，它內在地承認人與人在生命價值上是平等的，因而才能把人當作與自己一樣的人來對待。對他人的尊重，深含人道精神。這種理念，既是一種人生態度，也是一種高超的生存智慧。現代社會、國家、個人的發展，必須以“愛人”、“成己成人成物”為前提與目的。“仁愛”可以說是“和諧”“公正”“敬業”“友善”等價值觀的源頭。仁愛觀念促進和諧人際關系的建立，有利于家庭和社會秩序的穩定，有利于推進世界和平，有利于良性生態環境的建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仁愛”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理應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題中應有之義。再如，中華傳統文化主張“民惟邦本”，并設計了民本的三個層次，即愛民育民，關心下層人的疾苦；節制欲望，使民以時；為民謀利、執政為民，“澤加于民”(孟子)，這為當代治國理政提供了豐富的借鑒。代有傳人，一脈相承。中華傳統文化鮮活地生長于當下的生活之中。中華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基于獨特的生存環境長期發展而成，內蘊著中華民族的生活習慣、生存智慧、文化理念，積淀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在當代社會的各個層面、方方面面生動呈現。

　　國際視野

　　人類發展的歷史，就是不斷全球化的歷史。從封閉走向開放，從隔離走向融通，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后果》一書中，從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民族國家體系、國際勞動分工、世界勞動秩序四個維度闡述了全球化。當今時代，隨著互聯網的強大助力，全球化已成為現代人廣泛關注的世界性話題。習近平總書記曾說：“只有交流互鑒，人類文明才能充滿生機。”交流使互鑒成為可能，互鑒是交流的目的所在。將中華傳統文化以國際視野進行考量、辨析，也才能真正將其“講清楚”。比如，中華傳統文化講“仁愛”，基督教文明中講“博愛”。仁愛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右”（孟子），因源于有差等的愛，由親情之愛上升到人類之愛，再擴展到對萬物之愛，由“孝悌”到“愛人”，從“修己”到“安人”，因而平實切行。這就與基督教文明中的“博愛”顯出各方面的不同：來源不同，一為上帝，一為人的生命，因而前者是權威的要求，后者是真情的流露；目的不同，一為個人的得救，一為推己及人，傳遞個人的感受。以“博愛”來關照“仁愛”，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親情的人間性表現得格外鮮明。再如，同樣是講守信，以西方人的“契約”來審視中國人的“誠信”，便能看出諸多的不同。契約式的守信，是外在規則約束下的守信，是通過外在強制性的規范約束對不守信的人以懲罰來實現的。與此不同，中華傳統中的“誠信”，源于內在的道德性的要求，是君子之則。這種誠信，基于血緣、地緣與人緣的熟人社會現實，也因此，當貿易發達、商業活動相當復雜的時代，單憑血緣、地緣和人緣的信任就無法維持了。中與西，古與今，架構起講清楚中華傳統文化的兩個認知框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與異質文明的對比之中，中華傳統文化的特質，其優勢與不足，方能充分地顯現出來。在此過程過，中華傳統文化的生命力也才能豐富彰顯。

　　人類高度

　　國際視野，當然不是唯西學的馬首是瞻，而是借此綜合創新，以人類的高度來審視中華傳統文化，也就是要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來“講清楚”中華傳統文化。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的場合向國際傳達過這一當代中國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向世界傳達了在國與國關系中追求和平發展的愿望，這也是一個具有豐富哲學意味的范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中華傳統文化追求高遠、思想深邃，在人類思想的高處與其他文明相遇，是整個人類文明的瑰寶。仁者愛人，重和合，求大同，有利于緩釋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人與天地萬物一體”、“民胞物與”有助于建構新的生態環境倫理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規劃，對正確地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具有啟迪意義；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構畫了人類發展的未來遠景。中華傳統文化體現出中國人的生存智慧，也豐富了整個人類的立命之學。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傳統文化，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融合新質、轉換創新的產物。中華傳統文化，富有海納百川的創新精神和巨大的創生能力。時移事易，新的時代，新的處境，中華傳統文化也承擔著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責任，把握時代脈搏，吸引人類其他文明的優秀成份，引領時代前進，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源源不竭的豐厚滋養。中國當代生態文明建設，要植基于中華傳統文化的“仁愛”觀念，同時也要融入現代科學的生態理念；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民本”觀念，在家天下的背景下，強調的是“為人民的統治”，而忽略了“人民的統治”，融入現代的民主觀念，才能推進人民民主專政；現代誠信要建立在現代社會發展的基礎之上，把西方法律文化中的自由、平等、權利等契約誠信作為重要的參考，實現美德與制度的結合等等。《尚書·說命》中有“知之匪艱，行之惟艱”，朱熹認為知先行后、知輕行重、知行互發，王陽明進一步推進到“知行合一”，影響了孫中山的“知難行易”。由知行關系來看，中華傳統文化的“雙創”與四個“講清楚”也是“合一”的兩個方面。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華傳統文化正日漸煥發出新的生機。走在偉大民族復興道路上，中華民族的發展，要從中華傳統文化中汲取力量；面臨諸多困境，人類要進步，要從中華傳統文化中尋找智慧。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研究”（2015YZD17）、山東省2015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轉化創新重大項目“齊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創新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作者：山東師范大學山東省齊魯文化研究院、文學院教授，本文刊登在《理論學習》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