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政績論”看“過頭稅”

　　媒體調查發現，河北多個縣出現了補交稅和提前收稅等征收“過頭稅”現象。諸多中小企業主被約談。據稱獻縣國稅局已連續5年沒完成任務了，不過今年的稅收任務增加了5500萬。（11月28日《新京報》）

　　地方收取“過頭稅”的問題，今年已多次見諸輿論。早在今年6月，國家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就在多個場合申明了嚴禁收取“過頭稅”的立場。顯然，就目前而言，這些禁令在有些地方未收到應有的治效。在以往，收取“過頭稅”往往被認為是為了服務于地方官員的政績，但在財政增長仍然吃緊，禁令密集而“過頭稅”現象卻有增無減的情況下，尋找“過頭稅”的發生根源，不能脫離對地方經濟發展實情的關注。

　　的確，在當下的財稅和預算體制之下，稅收收入下降，會間接影響到一個地方的財政預算，這也被官員視為個人政績。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除卻官員的政績考量，財稅收入減少將直接給地方治理和經濟發展帶來多重影響。畢竟，公共服務的開支，結構性減稅任務，財政收入一減少，這些都會產生連帶反映。這些客觀壓力，應該被承認。

　　所以，面對“過頭稅”的卷土重來，一方面要予以嚴厲禁止，但另一方面，由“過頭稅”征收所反映的地方經濟增長實情和地方財力的真實狀況，以及宏觀調控政策的執行情況，也應該得到重新審視。其實，面對穩增長壓力，國家宏觀層面已經自行調低了GDP的增長速度，如今年的GDP增長速度就被調低為7．5％。這說明，國家在宏觀層面上已經在正視經濟增長放緩的現實。但是，這種自行調低增長目標的做法，是否傳遞到了地方，卻仍要打上疑問號。

　　以河北獻縣為例，該縣國稅局已經連續5年未完成稅收任務，然而，今年的稅收任務卻增加了5500萬，當地政府對于這種增加也持遲疑態度。這或多或少說明，中央政府的GDP減速指令在一些地區并未能很好被執行。而即便在經濟形勢不佳的情況下，財稅增收機器卻未能調低馬達，仍層層加碼，在中央調控與地方執行上制造了一種斷裂局面。這是否說明，在應對穩增長上，地方政府仍要主要依靠以自我投資為主導的增長模式？這種背景下，經濟結構調整和結構性減稅的宏觀調控措施，又能得到怎樣的落實，確實值得反思。

　　因而，“過頭稅”現象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政績沖動的產物。它是過往粗放型增長模式的一種真實反饋，即離開高增長的財政收入，地方發展就會陷入“黔驢技窮”的窘境，從而不惜以違法和犧牲地方長遠發展權益的方式來換取暫時性的“舒坦”。面對這種情況，在穩增長的應對上，中央仍需加大對于GDP減速指令的執行情況的監督，并加強對各地真實財政增長和債務管理狀況的摸底，只有掌握了現在各地所面臨的真實財政困難，經濟政策的制定才能有更為清晰和針對性的參照。否則，一些只著眼于宏觀正確，而未能把握地方實際的經濟政策，難免遭遇落地難。

　　總而言之，“過頭稅”現象其實是經濟增速放緩下，地方經濟發展的一些長期性癥結的一個集中展示。政府與市場的曖昧關系，傳統發展模式和財稅體制的弊端，以及政策的執行問題，都在此得到反映。所以，要從根本上消除“過頭稅”的生成土壤，仍要從這些方面入手，一一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