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奉化一家負債總額高達35億元、涉及近20家銀行的房企，因為資金鏈斷裂，正面臨嚴重違約的風險。對此，相關媒體也給予了高度關注，有關當地政府正在為這家房企設計托盤方案的消息也是不脛而走。一家境外媒體更是道聽途說，發布中國央行正在牽頭對該家房企進行救助的消息。

　　對這家境外媒體不負責任的報道，央行也迅速作出回應，并給予強烈譴責。但是，有關該不該救這家房企的爭論卻并沒有因此而結束。

　　筆者推斷，地方政府一定不會袖手旁觀。理由很簡單，一方面，這家房企的債務涉及近20家銀行。如果地方政府置之不理，銀行就有可能將怨氣撒在地方政府身上，用諸如聯手制裁等手段，迫使地方政府出手相救；另一方面，能夠得到這么多銀行的支持，在企業自身抵押物并不充分的情況下，其他企業為其擔保的現象一定十分嚴重。如果不對該企業進行救助，就極有可能產生連鎖反應。顯然，這也是地方政府最為擔心的地方。

　　問題在于，如果采取救助措施，萬一其他企業也發生類似問題，是否也需要政府的救助呢？地方政府應不應該、有沒有能力反復對陷入困境的企業進行救助？

　　更值得注意的是，銀行敢于在明知風險很大的情況下，仍然給包括這家房企在內的風險企業貸款，而企業也是在明知風險很大的情況下不斷融資、不斷制造債務黑洞，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都緊緊抓住了地方政府的軟肋，認為地方政府會在企業出現重大風險時出手相救。即便政府自身沒有能力，也會利用行政手段迫使能夠指揮得動的國有企業相救。

　　問題在于，如果政府不遺余力地為銀行、為企業的錯誤決策埋單，一直用行政手段干預市場，那么，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何時才能發揮呢？銀行也好，企業也罷，何時才能真正按照市場規律進行生產經營呢？為什么在貨幣嚴重超發的情況下，多數企業仍然資金嚴重短缺，為什么房企敢于大規模負債經營，都與政府角色錯位有關，讓銀行和企業有空子可鉆。

　　也許，對奉化的這家房企，如果地方政府坐視不管，確實可能會引發比較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但是，政府的出手相救，就會給其他企業、特別是房企一個不正常的信號。退一步講，即便出手相救，也應對相關責任人進行嚴厲追責，且不僅包括銀行工作人員、領導，也應包括開發商。如果造成了比較大的損失，還要追究相關責任人的刑事責任，而不是政府買了單，銀行和企業也就大功告成了。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如果對一家完全市場化的房企政府都要出手相救，都不愿意或不敢讓其按照市場規則處理已經形成的債權債務，那么，企業還怎么能夠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呢？賺了錢歸銀行和企業，出了險推給政府，還有何市場公平可言？(譚浩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