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據不完全統計，截至今年4月1日，全國已有京津滬和重慶、陜西、山東等7個省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其中上海調整到1820元，為全國月最低工資標準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地區。

　　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是民生政策。對沒有競爭和談判能力的勞動者而言，這是收入制度的政策性托底，本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可是，這次7省份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遭到部分網民的拍磚。有的人稱這是“紙上標準”，是畫餅充饑，有名無實；有人擔心此舉推高勞動力市場價格，進而加大企業的負擔；有人擔心企業趁機提價，把負擔轉嫁給消費者。

　　民生政策為何會遭到拍磚呢？網民并非否認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政策善意，而是擔心監管不給力，標準不能落實。當下，社會收入差距大，是不爭的事實。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主要有三：一者，社會規則不公平，這是潛在的且不可忽視的原因，但政府部門恰恰忽視了。如銀行貸款成本高、收費多，導致銀行連年成最賺錢的企業之一，與企業不賺錢或者賺錢少形成了巨大反差；二者，壟斷不破除，壟斷企業靠政策支持和市場壟斷，成了最賺錢的企業，與民企舉步維艱形成鮮明對照；三者，財政收入連年“多收三五斗”，與企業稅負重、企業不景氣、民眾口袋鼓不起來形成尷尬比照。

　　在此背景下，企業沒有能力為員工漲工資，政府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并不能落實，正成為一個尷尬的現實。有的企業硬頂，有的企業軟扛，有的在不堪重負下倒閉破產。員工寧愿失業，還是寧愿少拿些工資呢？答案不言而喻。員工與企業抱團求生存，政府部門又能如何？

　　政府部門對待民眾的權利而言，第一要訣是“不舉報不處理”，第二要訣是“看菜下飯”，被投訴的對象沒有人撐腰，就依法處理，否則，找一大堆理由推卸責任，推諉、搪塞、踢皮球等衙門作風就滋生和流行起來，企業也就順水推舟，將最低工資標準視若無物。

　　某種意義上，落實最低工資標準政策，政府要替企業減負。首當其沖是減稅。當下企業稅負重，政府不為企業減輕稅負，飽受輿論詬病。有經濟學家曾公開炮轟中國企業稅負高達42%。不解決這個問題，不僅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不能落地，實現由“國富”向“民富”的轉變，也將是紙上談兵。企業小鍋里沒有足夠的米飯，怎么盛給員工？又如何進一步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王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