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精神衛生法》曾被普遍期待可以解決“不該收治而被收治”以及“該強制就醫而未被送醫”等問題，到今天我們該反思，徒法不足以自行。

　　5月7日，一名男子當街殘忍毆打男童的視頻在網上熱傳，迅速引發民憤。陜西洛川縣公安局透露，這一尋釁滋事的男子已被刑拘，受傷兒童無生命危險,事件仍在調查中。

　　與四川男司機毆打女司機的一波三折不同，發生在洛川的男童被打事件，看上去并不復雜。警方披露的消息顯示，打人事件發生在5月4日20時43分，行兇者系洛川縣鳳棲鎮后子頭村王某某，此人有延安大學附屬醫院、西安精神病衛生中心、第四軍醫大學等醫療機構的診治資料，疑似患有精神分裂癥。

　　如果打人者的精神病經司法鑒定屬實，原本討論國人“暴戾”之風蔓延的劇情或將轉向對“武瘋子”的管理。當然，在一個多元化時代，在網絡輿論場一定還會旁生出眾多議題，從而形成輿情的喧囂。

　　比如監護人對孩子的監護責任。被打男童不足3歲，當時獨自一人在街上掃地。善于比較分析的網友大概會搬出美國的例子，這事要發生在大洋彼岸，怕是父母的監護資格都要被剝奪。但現實是，在務工人員家庭中，孩子獨處實屬常態。要解決尚處于監護期的兒童不得離開父母視線的問題，還需要多年的努力。

　　再比如路人的冷漠。比起佛山“小悅悅事件”中冷漠走過的18路人，洛川男童被打現場，也有路人走過，但未見干預。“小悅悅事件”中的冷漠以一位拾荒老人的伸手而暫停；洛川男童被打，也有一名年輕的餐廳收銀員挺身而出。與其充當鍵盤俠去指責別人冷漠，不如捫心自問，自己有沒有那份勇氣。改變社會的冷漠，不能永遠指望從別人做起。

　　打人者若真為精神病人，他很可能免予司法制裁。對于這類案件，鑒定人員仿佛成了“法官之前的法官”。面對鑒定意見，法官囿于專業通常只有接受的份。這并不表示，“武瘋子”傷人就無需負責了。刑法第18條之2、3款明確，“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當然，“武瘋子”傷人事件中，最大的責任主體還屬該“武瘋子”的監護人及警方。依去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精神衛生法》，“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發生傷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或者有傷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的，其近親屬、所在單位、當地公安機關應當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問題在于，“近親屬、所在單位、當地公安機關”都被列入法定責任主體之下，那么誰來送？在指定醫院床位極為緊張的狀況下，又由誰來埋單？

　　新《精神衛生法》曾被普遍期待可以解決“不該收治而被收治”以及“該強制就醫而未被送醫”等問題，到今天我們該反思，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監督機制該發揮它應有的作用了。（王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