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3年應屆生就業調查報告》顯示，從畢業生的城鄉來源角度分析，農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畢業生成為就業最為困難群體，失業率高達30.5%。(10月18日《中國青年報》）

　　不知什么時候起，農村普通本科生成了“特殊群體”。相比上職業院校的農村學生，他們更勤奮，天賦似乎更好。相比上重點大學的農村學生，他們可能一樣勤奮但天賦稍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境況，讓他們一方面有心氣，一方面囿于出身弱勢，往往成為大學一畢業即失業的首當承重者，用社科院的數據來說就是，他們是就業最困難群體，畢業生有三成失業。

　　這種說法是否意味著，在“農村背景+普通本科院校生”之外，這個群體又多了一重標簽——高失業率？即便或上升為某種社會現象，筆者不愿這種所謂的社會現象被廣為討論。因為即便是不公平現象，討論多了，不公平的也會成為“合理的存在”。就好比說，某個用人單位在篩選應聘書時，看到”農村出身+某普通本科院校畢業“的信息，會不會得出“高失業率群體”的結論？并影響用人單位做出公允不帶偏見的判斷？

　　“農村背景+普通本科院校生”本來就有愈演愈烈的污名化之嫌。被媒體妖魔化的毛坦廠中學就以批量生產“農村背景+普通本科院校生”著稱。光幫助復讀生上高職院校不會造出神話，像衡水中學那樣動輒造出上百個北大清華生沒那些資源和實力。媒體對毛坦廠中學的詬病就是，這些出身農村考上普通本科院校的學生就像機器生產出來的標準件，大學畢業后勢必現出原形，失業率高的就是他們。社科院的報告似乎驗證了這一結論。筆者反對對他們加以“高失業率”的標簽，因為知道被標簽的弱勢群體容易產生受害者心理，有受害者心理的人容易自暴自棄，動輒歸咎出身和社會，而且容易產生侵略性，客觀導致社會對他們的歧視不公平。

　　中國青年報指出，對這個群體的人要施以援助，需要社會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提升他們的信心。其實不然，對某個群體進行援助等于承認他們的弱勢地位，標簽化農村大學生的主體沒什么好處。剛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迪頓認為，援助本身可能會消磨落后者奮斗的意志、掩蓋各種制度缺陷帶來的不足，從而讓不平等長久持續下去。援助并不可能真正解決不平等或貧困，要根本解決這些問題唯有通過提升國家能力一途。

　　套用迪頓的說法，對農村出身的普通本科院校學生，標簽化甚至援助他們對他們沒有好處，要根本解決這一問題唯有通過消除城鄉二元對立和實現城鄉教育均衡。再者，對農村大學生而言，知道光上大學還不夠，畢業后由于競爭力不足容易失業，主動調整自己本來端著的心態，別動輒拿找不到工作就考研考博麻醉自己，反而容易激發出他們奮斗的動力，從而通過努力改變自己的境況。從這個意義上看，某種不公平、弱勢地位的存在可能會有利于社會活力。

　　問題是有存在，但很難說是現象，而且現象化對所謂現象主體反而不利，還是希望媒體高抬貴手，希望公眾正常對待，別把高失業率炒成“農村普通本科院校生的”的第三重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