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賞老賴不是最好的手段，而是查處老賴的輔助性措施，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執行難現狀，并一定程度上加重權利人負擔。標本兼治地破解執行難，必須構建國家層面的懲戒體系，全方位、全領域限制老賴的衣食住行，讓其時時刻刻處于監視和約束之中，寸步難行。

　　 為發動全社會力量查找被執行人（簡稱“老賴”）及其財產線索，破解“執行難”，廣州中院發布38宗執行懸賞公告，涉案總金額高達2.47億元，懸賞總金額超過990萬元。其中一宗涉案案款1.04億元的執行案，將按執行到位金額5%的比例懸賞舉報者，最高賞金可達520多萬元。（12月29日《廣州日報》）

　　 懸賞老賴作為一種依靠社會力量查找老賴行蹤或財產線索的手段，是破解執行難的有益嘗試。但該舉措恰恰又暴露出誠信缺失的現實背景下，執行工作常常陷入被動，難以有效規制老賴的尷尬。

　　 懸賞老賴的背后，是維權者的無奈和老賴的猖獗。按照相關規定，懸賞金及相關費用一般由申請人負擔，如根據《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在執行工作中實行懸賞執行的意見（試行）》，懸賞公告費和懸賞金由申請執行人負擔。也就是說，本來已經贏了官司的權利人，為得到生效裁判所賦予的金錢等合法利益，還要付出懸賞金成本。這對守法者顯然是極大的不公，試想，當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勝訴后，卻得不到一分錢，還要為討回應得利益再次支付額外成本，司法權威必將受到質疑。

　　 執行難困境的根源，絕非司法人員不作為，而是當前仍然欠缺科學健全的懲處老賴的機制體制。很多老賴并非沒有履行能力，而是有履行能力而故意隱瞞財產，東躲西藏，加劇執行難。此現狀如不改變，對公民遵紀守法意識的培養和社會誠信建設的推進是一種阻礙，勢必引起重視。

　　 簡而言之，懸賞老賴不是最好的手段，而是查處老賴的輔助性措施，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執行難現狀，并一定程度上加重權利人負擔。標本兼治地破解執行難，必須構建國家層面的懲戒體系，全方位、全領域限制老賴的衣食住行，讓其時時刻刻處于監視和約束之中，寸步難行。同時提高其顯性的違法成本，除承擔遲延履行金外，還應負擔維權者合理支出，乃至承擔刑事責任。只有這樣，才會形成高壓態勢和威懾效應，倒逼老賴主動履行責任，而非賴到被懸賞的地步。(史洪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