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主權債務危機論證的不足將潛藏風險

　　4月18日標準普爾將美國長期國債的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到負面，進而對美國在赤字問題上的爭論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市場恐慌導致美元資產和美國國債的前景撲朔迷離。

　　近三四年來，國內外金融市場基于獨特的新型金融危機的獨特、復雜和恐慌，美元危機論不絕于耳，而實際上透過新型金融危機的美元地位、作用和影響力，美元是在強化主導作用和市場競爭力，尤其是在所謂金融危機概念被市場認定的時期，美國資本流動與經過金融危機新興市場國家或發展中國家，以及轉軌國家的資本流動方向截然相反，美國出現大規模和超常規的資本流入，其他國家則是呈現快速的資本撤離。尤其是在2008年美國式金融危機以雷曼事件為特征的時期，美國9月份的資本流入達到超出常規的百億美元，創記錄實現1480億美元的資本流入，2008年10月份進一步上升到2800億美元。這一簡單的數據表明美元投資價值和美元投資魅力。

　　因此，從美元持有和美國國債投資角度看，美元短期和中期依然存在投資價值和保值基礎，投資選擇并不能用短期價格變動的指標考量長期價值的取向。具體表現在三點。

　　1、美元根基的長期經濟優勢難以短期改變。新型金融危機改革和改變的是美國經濟增長方式，沒有改變的是美國經濟規模和實力。新型金融危機歷時4年，美國經濟4年的經濟指標參差不齊，尤其是2008年以來的經濟衰退態勢使得全球對美國經濟擔憂擴大，全球經濟也隨同進入不同的經濟衰退和經濟下降。然而，值得關注的是美國經濟短期指標在下降乃負增長，但美國總體經濟價值在上升。2007年美國經濟增長指標為2.2%，美國經濟總量為14.03萬億美元；2008年美國經濟增長指標為1.1%，經濟總量為14.26萬億美元；2009年美國經濟增長指標為-2.4%，經濟總量為14.62萬億美元；2010年美國經濟增長指標為2.9%，經濟總量為14.82萬億美元。美國經濟雖然比較90年代的全球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占到全球總量的24%。尤其是面對新型金融危機，美國經濟結構性改革是值得關注的。雖然美國將傳統行業的制造、汽車和房地產不景氣表述嚴重，但美國卻具有全球之首的航空航天、生物醫藥、軍事裝備、服務信息技術、金融主導規模以及創新衍生品的巨大優勢乃至主導作用，僅是美元貨幣的地位和作用即當今全球無法比擬。尤其是美國經濟金融戰略的新型、現代和高端，遠遠超出全球經濟的力量顯示美國式金融危機至今沒有改變和削弱美國經濟競爭力和金融創新力，美元匯率根基沒有根本改變。

　　2、美元根基的長期金融壟斷難以有替代可能。美元地位根基并沒有發生實質動搖，全球局部或階段性的調整，并不代表美元總體狀況的改變。相反美元正在凝聚新的力量展現美元主導的新時代，即將金融格局滲入資源控制，貨幣價值組合將演變為美國特色新組合——美元、石油和黃金新三足將鼎立全球金融架構，成為金融財富的新象征。雖然歐元問世形成全球貨幣競爭格局的兩級分化——美元和歐元并列，但兩者強弱對比十分明顯，而美元正在以自己力量和戰略規劃協調與控制歐元，制造與醞釀歐元風險和潰退環境，未來將力圖維護與擴大美元霸權根基，而非全球恐慌的美元危機。美元危機定論為時尚早，未來美元將以先強后弱、先優后險面對全球輿論的抗拒與挑戰，美元匯率的金融基礎依然占優勢和主導。

　　3、美元價格的短期波折難以消除長期價值魅力。美元自2002年以來的貶值策略，初衷在于調整自我結構壓力和應對歐元的競爭。因為美元貶值策略帶來的是美元基礎條件與實際效率影響的改善和提高，包括市場焦點關注的美國雙赤字壓力的緩解，自我收益是明顯的，但導致的是歐元貨幣地位和形象的困難和壓力。盡管歐元區的數目在增加，但歐元競爭力在下降則是事實。歐元區經濟增長弱于歐元啟動之前西歐經濟增長的水平；歐元區貨幣合作的協調小于歐元區啟動之前的西歐協作能力；歐元區乃歐盟政治協商合力低于歐元區啟動之前的西歐政治力量。歐元區與歐盟之間的差異以及整體西歐合作意愿的分歧和分離逐漸突出，英國獨立和靠攏美國的趨勢具有與美國謀略的嫌疑。透過金融市場價格較量可以看出，美國自我價格需求意愿的明晰，其他價格主見的缺失，被動于美元價格調整的表現預示美元投資魅力和前景難以替代和消失。美元短期價格波折是一種策略和技術運用，并不代表美元投資長期價值的消失。

　　透過美元匯率以及美元戰略意圖揣摩的觀察，新型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變化更集中于對美元貨幣地位和市場份額具有重大挑戰的經濟體和貨幣體。貨幣的根基在于經濟，新型金融危機在改變美國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未來必然形成美元更加牢固的基礎，美元匯率將進一步壟斷和強勢于全世界，國際市場投資品種和投資風險的評估結果依然是美元有魅力，美國國債投資是比較風險之后的選擇。

　　面對我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得失，我們應該改變觀念去研究和分析我們過失或不足，而不要滿足于進步和進展，這樣我國未來的改革動力和方向將更加明確和有利。近期我國的經濟金融數據之中折射的一些問題值得思考。一是自我問題應對的應急性突出，進而我們忽略了經濟結構和國情特色的壓力，繼續實施慣性思維的規模和數量救助經濟。二是外部問題的協調性突出，進而我們有時盲從于國際趨勢和態勢，缺少自我真實和科學、有效把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喪失調整機會，甚至有所加重經濟金融結構的壓力和矛盾。三是國內外的不確定性突出，尤其是國際趨勢的不確定性形成我國短期樂觀性，反之長遠將愈加不利于我國調整性政策的有效和理智。(譚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