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日本與東盟于1973年啟動對話關系的第40周年，此次召開的日本與東盟首腦特別峰會也因此有紀念的含義。不過，從會議召開之前所釋放的種種信號來看，日本似乎“別有所圖”。

　　此次日本-東盟特別首腦峰會帶有較強的日本“主動作為”的信息含量。日本欲借助此次峰會，通過提升日本與東盟經濟伙伴關系、擴大對東盟成員的貸款、經濟援助以及貨幣兌換等“金錢外交”手段換取東盟對日本在海洋和空中安全方面的“積極”認同。按理，一場特別峰會若能對構筑地區和平、穩定與和諧環境發出積極的信號是有利于地區共同發展的。而日本借助此次峰會，欲將“防空識別區”等話題納入峰會的主要議題中，有意凸顯“中國威脅”論調，大有將過去的中國“經濟威脅論”轉為當前的“安全威脅論”的意圖，這種“特別”峰會顯然不利于亞洲地區齊心協力，共同應對發展難題。此次日本種種舉動的背后襯托出較為復雜的因素。

　　一方面，中國崛起對日本構成較大的壓力，迫使日本急于重新提升在地區中的地位。自中國經濟實力崛起之后，日本在地區中的地位也隨之日漸示微。為改變現狀，借助美國重返亞太的時機，安倍在上臺后的一年之內，遍訪東盟10國，急于強化與東盟的政治經濟關系，同時加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伙伴關系協議（TPP）談判，以維持其在地區中的地位。此次峰會更有與中國“比拼”的味道。近時期，中國領導人通過出席東亞峰會、APEC領導人會議等，以真誠務實的姿態加強與東盟的合作，包括打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升級版、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促進與東盟的互聯互通等等，希望與東盟共同實現經濟成長。而日本借助此次峰會，通過各種“融資”手段，進一步拉攏與東盟的關系，急于形成與中國“競爭”東盟的態勢，其背后的含義不言自明。

　　另一方面，東盟經濟的快速增長也促使日本加緊與東盟的合作步伐。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在世界經濟增長極為不穩定的背景下，多數東盟成員仍能夠保持持續的中高速經濟增長，東盟依靠自身能力拉動經濟增長的特點日趨突出，這為日本盯住東盟市場提供了前提。自安倍上臺之后，“安倍經濟學”的實施是要使日本走出經濟“無”增長的困境，一直以來依靠對中國出口的確促使日本保持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率，然而中日因“釣魚島”問題而導致的經濟關系惡化，例如日本對中國的出口下降，這使得日本不得不尋求新的出口市場，東盟因其較好的經濟增長表現而被日本視為中國的替代者，這也是此次日本峰會急于“資助”東盟的主要目的之一。

　　不過，從地區未來的發展趨勢看，任何不利于地區共同發展的言論或做法是很難有市場的，畢竟，謀求經濟增長與地區和平發展已經成為絕大多數國家的共識，相互認同各自的發展理念，并接受彼此崛起正在成為一種新的地區意識。正如中國領導人在近期提出的命運共同體概念，實際上是對這種新的地區意識的積極回應，中國也愿意繼續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加強同地區各國合作，共同推動地區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