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國金融時報網報道，目前國外有種態度認為，歷史將會記錄，對俄羅斯的制裁標志著全球化倒退的開始，具有劃時代意義。有一天我聽到一位德國高官在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斯德哥爾摩中國論壇上談到這種想法。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觀點，但它錯過了一個更加關鍵的問題。這些制裁只是癥狀，而非原因。全球化倒退在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 普京與烏克蘭開戰之前早就開始了。

　　對于那些認為國際安全要求任何國家都不能侵犯鄰國的人來說，停止與莫斯科開展經貿往來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對西方的批評有一條是成立的，那就是它的反應過于遲緩。普京在每一步都無情地利用了美國的猶豫和歐洲的分歧。

　　普京將會繼續這么做，直至北約將威懾重新置于歐洲安全的核心。對付普京的民族統一主義，需要硬實力支持的強硬外交。為了讓威懾可信，北約必須在其東部前線部署地面部隊。波羅的海已經取代柏林，成為西方決心的試金石。

　　一些國家（尤其是在新興世界，但也有其它國家）透過不同的棱鏡看待制裁。通過在經濟上懲罰俄羅斯，美國和歐洲正在破壞開放的國際體系。持這種想法的人表示，必須把經濟與變幻莫測的政治糾紛分開。如果美國和歐洲為了狹隘的利益而大肆破壞公平的國際競爭環境，新興大國為何要接受這種環境？

　　這些批評人士說的沒錯，全球經濟一體化需要一個合作的政治架構。然而，對俄羅斯的制裁符合一個更大的格局，那就是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化的解體。它們證明了美國態度的深遠轉變。華盛頓逐步退出全球參與，并不局限于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原則，即美國不再做“蠢事”。

　　當今全球化時代的設計師不愿再做全球化的保障者。對于維護一個將實力重新分配給競爭對手的秩序，美國看不到關鍵的國家利益。無論中國、印度以及其他國家對此可能有什么怨言，但它們不愿站出來做多邊主義的捍衛者。如果沒人捍衛全球化，全球化必然會“年久失修”。

　　不那么久以前，金融和互聯網是緊密相連世界的最強大渠道，也是其明顯象征。自由流動的資本和數字通信不受國界的束縛。通過金融創新（以及徹頭徹尾的欺騙），新興世界的巨額盈余回流到手頭拮據的美國中產階層購房者和西班牙陽光海岸有問題的投機者。銀行界的巨頭們以所謂 “華盛頓共識”的名義轉動他們的輪盤賭。

　　隨后爆發了金融危機。金融業重新國有化。銀行由于面臨新的監管控制而收縮。歐洲金融一體化發生了逆轉。全球資本流動如今仍只有危機前最高水平的一半左右。

　　就數字化世界來說，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獲得相同信息的觀念，與威權政治和人們對隱私的關切發生抵觸。俄羅斯、土耳其以及其他國家在數字高速公路上設置“路障”以遏制異議。歐洲人希望不受美國情報機構的監視和數字巨頭壟斷資本主義的影響�；ヂ摼W正走向“巴爾干化”。

　　開放的貿易體系正趨向割裂。多哈回合談判失敗意味著全球自由貿易協定的解體。發達經濟體正轉而考慮地區聯盟和協定－－《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定》。新興經濟體正在構建南南關系。對于未能成功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權重感到失望的金磚國家，正在建立它們自己的金融機構。

　　南北雙方的國內政治強化了這些趨勢。如果說西方領導人對全球化產生戒心，那么他們的許多選民已變得對全球化有敵意。在美國和歐洲，全球化被兜售為一種開明的自利行為－－在一個無國界的世界，大家都將是贏家。在最高層的1%人群拿走經濟一體化好處之際，對受到擠壓的中產階層來說，情況似乎并非如此。

　　雖然南方在舊秩序下蓬勃發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本世紀以來最大的地緣政治事件－－但新興大國對多邊主義沒表現出什么興趣。舊秩序被普遍視為是美國霸權的工具。印度破壞了重振世貿組織的最新努力。

　　全球化需要足以保證公平適用規則的執法者（或稱霸主）、大國合作或全球治理安排。如果沒有共同努力定位國家利益的政治架構，經濟框架注定會支離破碎。

　　狹隘的民族主義排擠了全球承諾。制裁是這個故事的一個情節，但俄羅斯對國際秩序的蔑視是更大的情節。遺憾的是，我們在1914年就知道，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不足以阻止大國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