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29日發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所長杰弗里·薩克斯報撰寫的題為《挽救地球的最后機會》的文章。文章說，世界面臨史無前例的挑戰：在未來30年將全球經濟的能源DNA從高碳轉變為低碳。這需要一種歷史性的有控技術革新。

　　這一變革很可能失敗，如果失敗的話，氣候變化將給地球帶來巨大的破壞。在本月23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峰會上，各國開始了將持續至2015年的談判，這是我們作出改變的最后機會。

　　我們需要在經濟、能源和環境方面作出改變，改變的理由是多樣化的、彼此關聯的。這些理由包括：難以根除的極度貧困，日益加重的不平等；人為導致的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遭到破壞；而最主要的理由是，龐大并日益增長的世界經濟和人口帶來了許多挑戰，這對地球脆弱的生態系統和資源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問題不在于是否有必要改變，而是如何作出改變。要在全球范圍內從社會和經濟方面作出改變，挑戰是艱巨的，尤其是全球經濟和技術體系——工業、能源、交通、生產、貿易和投資——存在顯而易見的巨大惰性。

　　全球經濟的惰性源于多個強有力的因素：長期基礎設施建設、既得利益者（或許沒有比大型石油公司更強大的游說集團了）、地緣政治競爭、短期主義和巨大的技術不確定性和挑戰。世界需要繪制新的低碳能源軌跡，但這種軌跡是什么樣子？當然，不同的國家將會做出不同的選擇，而且我們也應該支持他們的選擇。

　　對政客們來說，氣候變化問題令人頭疼。它充斥著不確定性，技術上也非常復雜；它的時間跨度遠遠長過選舉周期；它需要耐心的長期投資；而且它需要建立新型的公私合作機制——在游說者的吵吵嚷嚷中，這種機制是很難成功設計和實施的。這些問題還涉及一些違反直覺的選擇，比如停止開采已被發現、但由于需要限制碳排放而無法安全燃燒的化石燃料儲藏。

　　基于上述問題，世界在自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來的22年間無所作為。那么，應該如何推進進展？我的建議有如下幾點：

　　首先，我們應該堅持全球達成一致的承諾，讓平均氣溫升幅低于2攝氏度。提醒人們注意的是，這并不是目標，而是上限。人人都說，我們現在實際上已經處于氣溫上升4至6攝氏度的軌跡當中。

　　其次，每個溫室氣體排放大國（以及其他許多高收入國家和規模較小的中等收入國家），都應該同意設計（并向世界展示）本國到2050年深度脫碳的路徑規劃，該規劃要與氣溫升幅不超過2攝氏度的上限相符。此類深度脫碳規劃應讓我們從國家層面上看到，所有全球主要經濟體計劃如何到2050年將人均排放削減到1-1.5噸——這意味著美國減排約90%，中國和歐洲減排約80%。

　　第三，世界各國政府和大型企業（尤其是在能源、交通、工業和建筑領域）需要大規模地開展合作項目，對低碳技術進行研發、論證和傳播。明確而可預測的碳稅將對放棄高碳提供市場激勵，從而有助于這些技術的發展，但現在的碳價還不足以讓新技術迅速發展和實施，也不足以促進用于實施這些技術的網絡基礎設施的發展。

　　低碳技術上的此類公私合作并非新的合作模式。它們常見于軍事部門、信息學、計算科學、空間科學、基因組學和物理學領域——尋找希格斯玻色子的政府支持項目就是這樣。多個主要經濟體實際上非常擅長于有針對性的技術變革。但就低碳能源來說，我們甚至沒有真正嘗試過。

　　通往氣候安全的道路狹窄。它包括堅持明確的目標，也就是2攝氏度的升溫上限。它還包括為每個排放大國成功減排找到切實可行的道路。它需要資金充裕、長達一代人之久的努力來開發我們需要的低碳技術。

　　當政要們上星期在聯合國會晤之際，他們還沒有就如此大膽、需要一代人之久的合作努力作出決定。然而，這關系到我們的生死存亡。如果本月23日的峰會把政界和商界領導人推向為人類存活而努力的方向，那么峰會將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如果我們決定這么做，就可以挽救我們的星球和我們自己。2015年將舉行關鍵的談判，那將是決定性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