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５日發表該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撰寫的題為《歐洲陷入三大危機》的文章。文章說，目前有三場危機困擾著歐洲。其中兩場危機發生在歐盟邊上：好戰的俄羅斯和內亂的中東。第三個危機情況正在歐盟內部上演——政治、經濟和外交緊張與日俱增。

　　 在過去的１個月里，歐洲面臨的這三場危機均有所加劇。襲擊巴黎的恐怖分子，加深了人們對中東暴力和宗教緊張產生溢出效應的擔憂。俄羅斯支持的分裂勢力在烏克蘭再度發起進攻。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在希臘大選中獲勝意味著，極左政黨在一個歐盟國家贏得選舉——自歐元區危機爆發以來，這還是頭一回。

　　 俄羅斯、中東以及歐元區危機的根源差異很大。但是，隨著形勢惡化，它們開始相互助燃。

　　 歐盟大部分國家出現經濟低迷，促進了右翼和左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民粹主義者賴以壯大的不安全感，受到中東沖突溢出效應（無論是恐怖主義還是大規模非法移民）的進一步推動。在希臘和意大利等國，來自（或經由）中東地區的移民大量涌入，強化了社會危機氛圍，使得移民問題幾乎與緊縮政策一樣備受爭議。

　　 與此同時，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干預，給歐盟帶來冷戰結束后最嚴峻的外交政策挑戰。若處置不當，可能會導致軍事沖突。在德國的推動下，歐盟迄今成功地團結起來，對俄羅斯實施了一套合理嚴厲的制裁方案。但是，歐洲內部政治極端主義的崛起，對歐盟在俄羅斯問題上的團結構成威脅——使克林姆林宮更有可能壯膽，也使危機更有可能升級。

　　 對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 普京領導的俄羅斯抱有好感，似乎是希臘、德國和法國等國極右翼和極左翼的共同情結。極右翼欣賞普京的社會保守主義、他對民族國家的注重、他的威權主義以及他對美國和歐盟的敵意。極左翼似乎保留著對莫斯科的傳統親切感。

　　 俄羅斯完全有理由煽動歐盟內部的政治極端主義。如果歐盟的團結瓦解，有助于孤立俄羅斯的制裁機制也將開始解體。普京已經與法國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和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加強了聯系。希臘新總理亞歷克西斯 齊普拉斯會見的首位外賓便是俄羅斯大使。希臘隨即表明反對歐盟對俄羅斯出臺進一步制裁措施。

　　 對于歐洲領頭的政治人物、德國總理安格拉 默克爾而言，麻煩正接踵而至。她面臨的國內壓力要求她對希臘采取強硬態度，但國際間的壓力要求她達成某種交易。希臘與俄羅斯之間的曖昧關系，給歐元區危機添加了一個地緣政治維度，可能會促使美國施壓德國，要求讓希臘留在歐盟大家庭內。（歷史學家也許會回想起1947年為遏制蘇聯而推出的“杜魯門主義”，當時華盛頓努力確保希臘不落入莫斯科方面的軌道。）

　　 烏克蘭沖突加劇給德國總理帶來又一波嚴峻的選擇。在美國，在歐盟一些地方，向烏克蘭方面提供軍火的呼聲日益高漲。但是俄羅斯對此類決定的后果發出嚴重警告，很可能讓和平主義的德國民眾震驚。呼吁強硬對待希臘、溫和對待俄羅斯的德國右翼政黨，還與德國多座城市爆發的“反伊斯蘭化”游行有牽連。

　　 默克爾領導的政府在國內至少具備經濟狀況相當有利的優勢。失業率維持低位，德國能以極低利率借款。相比之下，歐盟其它大國充滿強烈的社會和經濟危機感。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國的失業率盤踞在兩位數高位，完全可能出現針對經濟緊縮政策和歐盟的希臘式反抗。

　　 令人擔憂的是，歐洲的三場危機似乎沒有好轉跡象。在中東，敘利亞和利比亞正處于瀕臨崩潰的狀態，也門和伊拉克的形勢也十分黑暗。俄羅斯的行為正變得更具威脅性，而沒有放緩的意思。盡管樂觀主義者仍然認為，希臘和歐盟難免會達成債務協議，但早期跡象不容樂觀——對抗的烏云正在聚集。

　　 這一切看上去都可能導致歐洲的政治版圖進一步破裂。有人將現在的格局與20世紀30年代進行粗略類比：當時經濟蕭條，加上不穩定的國際政治環境，導致政治極端主義興起，最終引發戰爭。

　　 幸運的是，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個時期的類比似乎仍然牽強。那時的歐洲尚未從一戰的大規模殺戮恢復元氣，而且歐洲各國缺少福利體系——這意味著持續低迷很快轉化為大規模貧困。

　　 現代歐洲擁有經濟和政治上的韌性，也擁有財富基礎，這些都是20世紀30年代根本不存在的。不過在我的記憶中，目前的歐洲大陸，正處在自我成年以來最不穩定，且最難以預料的氛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