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以下簡稱《協定》）簽署儀式在北京舉行。亞投行（AIIB）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財長或授權代表出席了簽署儀式，其中已通過國內審批程序的50個國家正式簽署《協定》，此次未簽署協定的意向創始成員國可在年底前簽署。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作為中方授權代表簽署《協定》并在儀式上致辭。

　　從2013年10月中國國家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東南亞提出AIIB概念，到2014年10月首批22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在北京簽署了《籌建亞投行備忘錄》，再到50國正視簽署《協定》。亞投行體現了中國式的行政高效，也意味著中國秩序的啟航。

　　國家金融秩序，戰后形成了美歐日主導下的世界銀行（WBG）、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亞洲開發銀行（ADB）。三大機構秉承西方式的治理模式，西方國家投票權上也占盡優勢。因此，在對成員國實施救助時，彰顯出強烈的西方特點，即被救助者必須按照西方模式進行包括政治、市場、產業乃至民生方面的改革。不改革不救助的“嗟來之食”，曾經讓亞洲金融危機時的韓國備嘗屈辱，也讓分離主義纏身的烏克蘭品嘗苦果。即便是同屬歐盟和歐元區的希臘，也被包括IMF的國際債權人苦苦相逼，希臘“賴賬”有可能被驅逐出歐元區。

　　在貸款審批、發放、額度等方面，傳統的國際機構也面臨著效率低下和救助資金不足的尷尬。經歷全球經濟危機，國際社會呼吁全球治理機構改革的聲音日熾，包括歐盟國家在內的西方國家，在主權債務危機時代，感受到中國資本的充裕和新興市場的活力，希望給予中國在IMF等國際機構中更多的投票權和話語權。但IMF的改革遭遇到美國國會置之不理的漠視。

　　傳統治理機構的低效率和全球化治理的不合時宜，直接促生了AIIB。作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核心舉措，AIIB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絲路基金”成為后危機時代最宏大最具創意的的全球治理計劃。畢竟，后危機時代的亞洲各國，存在著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訴求，從東南亞到南亞次大陸再到中亞、西亞各國，其宏大的基礎建設訴求可能是下一周期全球經濟起飛的決定因素。而嗷嗷待哺的上述各國，缺乏的是資本和基礎建設能力；中國的優勢則是豐裕的資本和過剩的產能。這形成了亞洲國家一拍即合的市場共鳴。

　　美國和日本的誤判恰恰在此，他們以為AIIB只是亞洲窮國的抱團取暖。因而以冷眼旁觀的心理，漠然審視著中國和印度等國主演的窮人的游戲。可美日忽略了歐洲和域外其他國家也需要在宏大的亞洲基礎設施市場，分一杯羹或搶一塊蛋糕。“七國集團”（G7）“說好的不加入”因為美國最親密朋友英國向AIIB“拋去媚眼”而變成空洞的承諾，隨后英國、澳大利亞、德國等西方國家接踵而入AIIB。AIIB由區域性的“窮人游戲”變成了比肩IMF、WBG甚至可能超越ADB的全球經濟治理結構。

　　由此引發的中美日三國博弈還在上演，但AIIB的確意味著中國秩序的確立。隨著IMF、WBG和ADB從冷眼旁觀到表態合作，中國也表現出開放態度，在雙邊和多邊場合向美日兩國發出加入AIIB的邀請。

　　美日沒有加入AIIB，但態度已經軟化。AIIB無論是從開放性、治理機構、成員構成、業務運行、決策機制、投票權、特豁待遇等等，都讓美日的指責失色。即使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AIIB的治理機構也體現了西方國家的訴求，因而在公開透明度上并不亞于IMF和WBG。對于英國、德國等西方國家而言，AIIB讓其多了在全球治理機構中發揮作用的機會，至于是美國還是中國誰是主導者，并未本質區別。更重要的是，歐洲國家希望IMF改革以體現后危機時代更為多元開放（提高新興市場投票權）的努力，在AIIB中得到了體現。

　　和美國國會阻撓IMF改革和美國政府支持改革但死保IMF否決權相比，中國在IMF的投票權雖然占比26.06%，但也給予西方國家相應的投票權。而且，隨著加入成員的增多，中國所占份額也在“大盤”中稀釋...因而，中國主導AIIB但并未想一直控制這一全球治理機構。

　　更重要的是，這一機構體現新興市場和發達國家共治的特點，契合了后危機時代全球市場的新趨勢。在此情勢下，AIIB在救助模式、放貸效率上更加公平合理。

　　AIIB到年底將可正式掛牌運行，世界多了一個中國秩序的產物，全球市場也就了多了一個機會和一份希望。而且，AIIB已經釋放出良性競爭的效應--倒逼日本建立1100億美元的亞洲基礎設施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