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愈發不確定的世界里，后發的新興經濟體如若跳不開既有金融秩序的鎖定（lock-in）,唯一且可行的路徑便是打造新開發金融體系，而這個體系如果能夠兼具國際普適性，完全有可能成為全球金融新秩序的標桿。

　　《福塔萊薩宣言》一年之后，由亞、歐、拉美以及非洲最具代表性的五個新興經濟體出資成立的“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即“金磚銀行”），于7月21日在上海低調掛牌，來自印度的首任行長卡馬特在批評傳統的開發貸款過于死板，僵化與低效率的同時，并承諾將把金磚銀行“從最佳實踐提升至下一代實踐的境界”，力爭最遲不晚于明年4月份發放第一批貸款。

　　提到“新開發銀行”，首先想到的當然是“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說白了，就是指“世界銀行”（World Bank）。而有著71年歷史的這家老牌國際金融機構，盡管其使命是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低息貸款、無息貸款和贈款，但誰都知道，這個世界從來沒有持續的免費午餐。時至今日，世界銀行已經成為業已解體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依然主宰全球金融秩序的兩大剛性公共產品之一（另一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作為世界銀行的第一大股東，牢牢把持著世行的運營規則和相關權杖。所謂任命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擔任世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本質而言，只是適應國際經濟格局變遷以及讓發展中國家擔當更重要責任的一種靈活調整，根本不影響美國對世行的控制權。當然，包括中國在內的金磚國家應該感謝世行提供的幫助，也從世行的運營中學到了不少市場經驗。但不要指望美國會主動稀釋在世行的投票份額，更不要指望有朝一日新興經濟體會在這個組織中實現與美國平起平坐。

　　所謂改變不了別人就先從改變自己著手，盡管金磚銀行1000億美元的法定資本以及1000億美元的應急儲備基金在迄今為止仍是全球事實上的最后貸款人美國眼里，并不是什么特別重大數目。西方媒體在擔心金磚銀行可能動搖美國經濟霸權的同時，同樣不忘唱衰金磚銀行的前景，認為金磚銀行無法取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金磚集團要重建國際秩序說易行難。不過，在最注重趨勢變遷的美國看來，由中國主導的金磚銀行的成立，在相當大程度上意味著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并不愿意被鎖定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框架內。

　　從1944年至今已達71年的全球經濟格局變遷史來看，美國的絕對經濟與金融實力依然雄踞世界第一，但與71年前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的經濟地位相比，美國的相對經濟地位呈明顯下降態勢。1945年，美國的經濟實力強大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當時美國的經濟規模相當于資本主義世界的60%，全球經濟總量的45%。美國的黃金儲備高達200億美元，占世界黃金儲備的59%，以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黃金儲備的75%。689后的2014年，美國盡管依然是全球第一大黃金儲備國，8133噸的官方儲備相當于中國的5倍。不過，這點家當是很難確保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國能夠拿得出手的“干貨”越來越少。如今，美國經濟已從71前的占據世界45%的份額下降到不足四分之一。而金磚五國的經濟總量已與美國并駕齊驅，其中僅中國的經濟總量就達到美國的60%。中國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外儲大國與貿易大國。美中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趨勢不僅令華爾街金融寡頭們不時感到如芒在背，甚至令戰略大師布熱津斯基都越來越擔心美國有朝一日終將失去霸主地位。

　　真實世界早已不兌現靜態的一般假定。如今金磚國家在做的，正是亞洲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多年來想做而不敢做或者根本做不到的；今后金磚國家準備做的，正是亞洲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期待他們去做的。經濟學家出身的樓繼偉財長說得夠直白：金磚銀行也好、亞投行也好，它們將更重視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將為亞洲和全球經濟發展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更全面體現發展中國家的價值觀。換句話說，作為具有復古意義和現代價值的新公共產品，金磚銀行和亞投行的成立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的范式轉換。

　　另一方面，全球經濟格局變遷也隨著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所擔角色的不斷升級而正在發生微妙變化，如今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正從一般意義上的溝通與協調平臺，升級為積極主導全球經濟與金融治理的機制性安排。這從本次金磚國家的烏發峰會的有關成果即可反映出這種變遷趨勢。而從國際經濟秩序變遷史來看，新興工業化國家在初步完成工業化和初步建成相對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后，其在國際經濟秩序改革中的訴求就不僅僅是一種被動適應，而是基于已有的經濟力量，積極尋求參與國際經濟話語體系建設甚至重建話語體系，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而西方一定會利用既有公共產品和相關力量工具遲滯或者阻擾中國積極主推區域性乃至全球性公共產品，卻很難阻擋中國積極構建多邊合作體系的努力。

　　從這個角度來說，以金磚銀行、亞投行為代表的跨區域制度安排，標志著主要新興經濟體的決策者們為了擺脫既有國際經濟體系的戰略鎖定，通過主動創設并拓展服務于國家利益的多邊合作平臺，以國際共識、對話機制和多邊協議消除分歧，促進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通，從共享中獲取利益，在積極提升既有全球經濟分工體系話語權的同時，也在嘗試參與承擔全球經濟體系擔保人的角色。（章玉貴，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