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家美國出版商在美國筆會中心的牽頭下16日簽署一項承諾書，宣稱將抵制外國作家的作品在中國出版時遭到的審查，表示他們將“堅持原則”，并秉承相同的價值觀。

　　美國筆會今年5月就開始籌劃這件事，他們當時指責中國出版商在外國原作者不知情的情況下刪改了他們原著的中譯本，刪除的內容多涉及性和政治問題，比如中譯本會刪掉原著中關于八九政治風波或者關于劉曉波的一些論述等。

　　由于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出版市場，這件事涉及美國出版商和原作者的經濟利益，雖然沒有作者喜歡自己的書被刪節，但不同作者對如何在保持原著完整與讓中國人讀到該書之間做平衡的態度不同，不清楚這一承諾書會在多大程度上付諸施行，它只是一種姿態的宣示，還是那些出版商寧肯失去中國市場，也從此不再允許中國翻譯出版機構刪一個字。

　　中西之間存在社會、文化和政治差異，在出版領域有各自的禁忌，但確實中國的禁忌更多一些。總體看來，過去幾十年里中西的出版交流越來越暢通，中國社會對西方著者的了解大體完整、全面，做出的個別刪節沒有影響這種了解，原作者、出版商和中國讀者實現了多贏。

　　如果翻譯出版一本西方著作需要大量刪節，那么那本書恐怕就未必會進入中國出版社的選擇范圍。事實上被刪節的地方通常都很少，很多時候是中國出版者為了銷售安全而主動做出的技術處理。中國圖書出版沒有對全書內容進行“審查”的環節，而是實行追懲制，這使得出版者會自動保持謹慎。

　　中國出版的譯著并非將所有“政治問題”刪得很干凈，那些書中單獨挑出來屬于“嚴重政治錯誤”的內容細節很多，而且有些書的作者政治上是不被中國官方接受的，比如索爾仁尼琴未必被中國官方喜歡，但他的幾部主要作品都在中國出版了。中國出版業比傳統媒體的開放尺度更大，是中西思想交流最突出的前沿地區。

　　繞開政治難題的個別刪節客觀上是保護中西交流的技術性選擇，美國筆會今年突然把它當成“大惡”來發難，像是要給中美出版合作出大難題，其用意讓人難以捉摸。一方面可以相信這是西方價值觀的真實反映，另一方面這是美國出版界對華合作態度的一種大倒退。過去雙方都把交流的實際效果當做首要目標，而現在美方變卦了，它把突出自己的價值觀放到了第一位，它拒絕與中方做技術性妥協，而要求中方對它絕對接受，做單方面無底線讓步。

　　如果美國筆會和相關12家大出版商強硬到底，必將導致一些原本可以在中國翻譯出版的書籍失去中國市場。這將是雙方的損失，但美國原作者的損失將遠遠大于中國市場和社會的損失。美方很固執，耍大牌，他們將自食其果。

　　中方無疑需堅守政治底線，與此同時，我們也沒必要與美國筆會較勁，遷怒于受其影響的各家出版商和美國原作者，擴大美國筆會挑起的對抗。總的來說，不管美國筆會搞不搞這么一出，中國出版的禁忌應當逐漸減少，這一趨勢將使中國社會更富彈性和承受力，是中國長期穩定的根本利益所在。

　　中國出版業不會在美國筆會的壓力下做無原則讓步，但也決不能讓與它的斗爭成為翻譯出版界的主題，無形中把我們自己逼向保守。我們需要有自己的定力，把握住自己開放的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