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合報》13日社論指出，今天是蔣經國百年冥誕，臺灣社會彌漫著一股懷舊追思的氛圍。蔣經國在島內成為一種“政治典范”，這對臺灣而言可謂既是恩典，也是憂慮。謂為“恩典”，是因臺灣畢竟也有這么一位讓多數人民感動認同的政治典范，成為人民衡量政治境界及領導效能的真實標尺，這誠是珍貴的歷史資產；至于所謂“憂慮”，則因蔣經國終究是威權時代的人物，如今在他謝世21年后，臺灣已經三易領導人，而蔣經國的典范非但無人超越，亦且一度出現了“禍國殃民”的政治妖孽。
社論說，臺灣畢竟曾有蔣經國，這是恩典；但在解嚴后民主法治的新臺灣，卻未見在政治境界及領導效能上超越蔣經國的新典范，這則是臺灣的憂慮。
蔣經國當然也有爭議性。但他最大的特征是隨著時勢的變遷改善自己、修正自己，以至于最后他能開創時勢，領導時勢。他的名言，“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所反映的其實正是蔣經國自己與時推移的改善及修正。他非但未使自己成為時代與潮流的絆腳石，而終使自己成為時代與潮流的領航人。
蔣經國一生集其大成的功業，就在毅然實現解嚴及開放兩岸交流；這正是他油盡燈枯、嘔心瀝血之作。如今回顧蔣經國的施政治臺，雖亦不無猶豫曲折之時，但大體上則可謂是其道如矢、一往無前；他的每一重要步履，可說皆是為“民主進階”及“兩岸和解”在做積蓄及準備，而最后他在向臺灣及歷史繳卷時，也交出了解嚴及兩岸開放的漂亮成績單。
例如，倘非蔣經國嘔心瀝血將臺灣帶上“亞洲四小龍”的有利地位，臺灣如何能有迎對解嚴及兩岸開放的條件？又如，蔣經國自“立委”補選及推動“吹臺青”政策，雖經中壢事件、高雄事件，但他在阻擋家人接位、放逐王升、蔣孝武及拔擢李登輝等大動作上（相信蔣經國是真心拔擢李登輝的），均可見他始終一貫地為民主晉階作政治準備。試問：倘蔣經國未親自宣布并主持解嚴及兩岸開放，其后繼者將如何面對內外亂局？再問：倘蔣經國未苦心孤詣地為臺灣的政經條件做好解嚴開放的積蓄與準備，解嚴開放后將是何種亂局？
一生背負“政治威權／兩岸對立”的蔣經國，最后將他嘔心瀝血打造的“民主臺灣／兩岸和平”的鑰匙交給了后世。解嚴與兩岸開放其實有一體兩面的效應，不開放兩岸關系，不可能解嚴；不解嚴，無以應對兩岸關系。民主的臺灣，一定會面對兩岸開放的問題；而兩岸開放的問題，亦唯賴民主機制始能保障臺灣。在蔣經國謝世21年后的今日，臺灣的主政者固然不能偏離蔣經國所設的架構，違者必會誤臺傷民。
社論指出，當然不可神化蔣經國，且蔣經國亦有不能涂銷的重大爭議性紀錄，但對蔣經國的評價，倘若竟是落到“外來政權”四個字，恐怕亦非正常人所能接受。然而，諷刺的是，蔣氏辭世后，臺灣卻因“外來政權”擾攘折騰內耗空轉了20余年。
今天，在20余年后，追憶紀念蔣經國，臺灣人應可認知：像蔣經國那樣的治臺理念，不能稱為“外來政權”；像蔣經國那樣的領導風格，也不能說是不愛臺灣的“賣臺集團”。回想過去近20年，整個臺灣竟然陷于那樣的爭議，真是可笑、可悲、可惡，亦復可恥。
社論最后說，蔣經國“政經解嚴／兩岸開放”的集大成之作，與“禍國殃民”的后繼領導者形成強烈對比；蔣經國一襲夾克的素樸風范，更與后繼者“窮到只剩下錢”的腥臭貪腐形成尖銳對照。蔣經國的威權身影旁出現過尹仲容、孫運璇、李國鼎、陶百川等幾代英豪，但在民主時代的李登輝及陳水扁身邊，劉泰英、馬永成之輩卻是熠熠明星……時代對蔣經國極其吝嗇，他卻成就極大；時代給盡了李登輝陳水扁百般恩寵，他們卻負盡蒼生。紀念蔣經國，是在追憶典范；紀念蔣經國，亦是在為臺灣典范的后繼無人而低回傷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