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博東：解讀溫總理的“三個適應”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徐博東教授在海峽導報《博東觀海》專欄中撰文，對日前溫家寶總理提出兩岸協商簽訂經濟合作協議、建立經濟合作機制應包括“三個適應”進行解讀。徐博東認為，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非短期內可以達成，宜采取“先粗后細，先易后難，分兩步走”的方案。全文如下：
經濟交流與合作是當前兩岸關系發展的主旋律
盡管近些日子來馬當局迫于內外壓力，在兩岸敏感的政治、軍事議題上頻頻隔空放話，彈出了與當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不和諧之音，但展望今年兩岸關系的互動態勢，可以預料，依然會以經濟交流與合作為主旋律。而在全球金融風暴的強刺激下，兩岸協商簽訂經濟合作協議并建立適合兩岸特點的合作機制問題，則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迫切需要解決。
溫總理的“三個適應”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3月13日，溫家寶總理在兩會結束后召開的記者會上指出：“兩岸要盡早協商簽訂綜合性的經濟合作協議，并且建立適合兩岸特點的合作機制”。“這個協議和這個機制如果深一步來講，應該包括‘三個適應’：第一就是要適應兩岸關系發展的情況；第二是要適應兩岸經貿交流的需求；第三要適應兩岸經濟貿易的特點。總的就是要實現互利共贏。”
溫總理的這“三個適應”，對兩岸協商簽訂經濟合作協議、乃至建立適合兩岸特點的合作機制，無疑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那么，如何理解、并切實做到溫總理所說的這“三個適應”呢？
第一，要適應兩岸關系發展的情況。當前兩岸關系發展的實際“情況”為何？可以概括為三句話：一是兩岸關系渡過了“高危期”，邁入了協商談判、和平發展的新階段；二是兩岸關系的結構性矛盾尚未解決，互信基礎仍十分脆弱；三是兩岸急需解決的問題成堆，盤根錯節，千頭萬緒。
“要適應兩岸關系發展的情況”，就是既要抓住機遇，加緊進行兩岸協商談判，而任何協商談判又不能脫離兩岸關系發展的實際，要“實事求是，循序漸進”，著急吃不了熱豆腐！
第二，要適應兩岸經貿交流的需求。一方面，兩岸經貿交流經過三十多年來的發展，已經使兩岸經濟密不可分。然而，兩岸經濟關系的非正常狀況，嚴重制約了兩岸經濟的進一步合作與發展；另方面，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兩岸經濟面臨全球金融風暴的嚴重沖擊，特別是主要依賴外銷的臺灣經濟，更是哀鴻遍野，慘不忍睹。面對即將上路的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態勢，假若臺灣與大陸不盡快簽訂經濟合作協議，并進而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相銜接，臺灣經濟勢將被徹底邊緣化。
“要適應兩岸經貿交流的需求”，就是要適應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日益向廣度與深度擴展的大趨勢，以及加強合作、共同應對國際金融風暴沖擊的現實需要，盡快協商簽訂經濟合作協議、探討和建立有利于兩岸的經濟合作機制，真正做到“中國人幫中國人”。
第三，要適應兩岸經濟貿易的特點。兩岸經貿至少有以下三個特點：首先是“特殊性”。它既非“國與國”之間的經貿關系，也不是大陸內部“省與省”之間的經貿關系，甚至和“內地與港澳”之間的經貿關系也不相同。其次是“政治性”。由于臺灣內部藍綠對立嚴重，綠營政黨和政客出于其政治利益考量，動輒將兩岸原本純經濟的議題刻意“政治化”、“意識形態化”，更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和解決問題的難度。再次是“不平衡性”。長期以來，不僅兩岸貿易臺灣大幅入超，投資方面則處于單向投資，至今臺灣方面并未開放陸資入島。
“要適應兩岸經濟貿易的特點”，就是說在協商簽訂經濟合作協議、推動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時，必須要考慮到上述特點，才能做到既堅持原則立場又“合情合理”，達到兩岸互利雙贏的目的。
“先粗后細，先易后難，分兩步走”
眾所周知，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非短期內可以達成。那么在推動建立這一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過程中，如何才能做到溫總理所說的“三個適應”，達到兩岸互利雙贏的目的？竊以為宜采取“先粗后細，先易后難，分兩步走”的方案：
第一步，經協商談判先達成兩岸經貿合作的“框架性協議”。這種協議可不涉及任何實質性內容，并可避開敏感的政治問題，僅規定今后協商的項目及達成各項具體協議的時間表。簽訂這個“框架性協議”的用處就在于：為下一步兩岸協商簽訂急需解決的具體議題打下基礎；為臺灣與東盟及其它國家簽署相關協定創造條件。
第二步，就挽救臺灣經濟急需解決而在島內又較無爭議項目（例如石化、紡織）的關稅減讓與市場開放等議題，展開協商談判，盡快達成協議，推動實施。如此，既為日后兩岸談判累積經驗、增強互信，更可為當前已陷入困境的臺灣經濟注入新的活力、讓臺灣民眾感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而擴大對馬當局的民意支持度，同時還可使綠營政黨和政客的胡攪蠻纏失去其“正當性”與“著力點”，消彌于無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