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快評第174期】

　　鄧小平立足兩岸分隔對峙幾十年及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現實，將毛澤東等第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關于“和平解放臺灣”的主張，進一步具體化為內涵更為豐富的“和平統一”構想。在實現祖國統一的方式上，鄧小平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多次承諾會充分尊重臺灣的對外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等現實狀況，力主通過接觸和談判實現祖國統一，并且把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作為推進和平統一的后盾。

　　第一，尊重臺灣的對外經濟關系。

　　由于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在島內有大量的外國投資。如何處理這些外資，成為島內外普遍關心的問題。鄧小平利用會見外賓的機會，不斷向臺灣及國際社會傳遞大陸將充分尊重臺灣對外經濟關系的訊號。

　　1978年10月8日，鄧小平會見日本文藝評論家江藤淳時指出：兩岸實現統一后，中國將根據臺灣的現實情況來制定在臺灣的政策，會正視美日在臺灣有大量投資的現實。同年11月14日，鄧小平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強調：中國會在尊重臺灣現實的基礎上解決臺灣問題，“臺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臺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1979年1月2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眾議院銀行、財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訪華團時指出：我們尊重臺灣現實，在一個中國基礎上，“允許包括美、日在內的各國同臺灣繼續保持民間貿易、商務、投資等等關系”。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再次強調：“外國可以照舊對臺灣投資，即使臺灣與祖國統一起來后，外國投資也不受任何影響，我們尊重投資者的利益”。

　　第二，尊重臺灣的制度與生活方式。

　　臺灣被迫與大陸分隔后，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與社會制度。基于這一現實，鄧小平在多個場合均承諾要尊重臺灣的制度與生活方式。

　　1979年1月30日，鄧小平在美國參、眾兩院發表演說時指出：我們不再用“解放臺灣”這個提法了，“只要臺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里的現實和現行制度”，在這一前提下，“我們要加快臺灣回歸祖國的速度”。同年12月6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指出：我們對臺灣的條件很簡單，“臺灣的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臺灣與外國的民間關系不變，包括外國在臺灣的投資、民間交往照舊”。1984年4月28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時指出：“統一后，臺灣的制度不變，臺灣人民的利益不會受到損害。臺灣同美國、日本可以繼續保持現有的關系。”

　　為了消除對兩岸統一后大陸會不是對臺灣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顧慮，鄧小平明確承諾大陸將充分尊重臺灣民意，不會單方面強行變革臺灣社會。

　　1979年1月1日，鄧小平在同美國參議員會面時指出，“臺灣的社會制度可以根據臺灣的意志來決定，要改變可能要花一百年或一千年”，“我們不會用強制的辦法來改變這個社會”。同年1月9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參議院代表團時指出：兩岸實現統一后，“如果臺灣人民感到他們的現行制度要保持一百年，也可以”。1983年6月18日，鄧小平會見外籍華人科技專家時指出：“我們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要充分考慮臺灣能接受的條件，我們不能講空話，要充分照顧到現實，也要充分照顧到將來”。

　　第三，強調先接觸和談判，逐漸走向兩岸和平統一。

　　兩岸被迫分隔給雙方造成了巨大隔閡。鄧小平認識到兩岸統一必須先從相互交流開始，反復強調兩岸應先接觸起來，并逐漸通過談判走向統一。

　　1981年8月26日，鄧小平會見臺灣、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樞時指出：兩岸實現“三通”沒有先決條件，“增加彼此了解，增加人民之間的了解，這是促進談判的一種方式”。同年10月22日，鄧小平會見丹麥首相安高？約恩森時指出：“和平統一需要時間，最根本的是海峽兩岸先接觸起來”。1984年4月28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時指出：“海峽兩岸可以逐步增加接觸，通過談判實現和平統一”。1986年9月2日，鄧小平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邁克？華萊士電視采訪時指出：美國“在中國統一問題上應有所作為”，促使臺灣首先跟大陸搞實現通商、通航、通郵，“能增進海峽兩岸的相互了解，為雙方進一步商談統一問題創造條件”。1987年7月28日：鄧小平會見來訪的客人時指出，解決臺灣問題起碼有兩件事可做，一是“三通”，二是國共談判。如果臺灣認為不可能馬上統一，可以“先談起來好，談的過程可以是長期的，而且什么都可以談”，“有了這種形勢，臺灣出現什么不測都可以對付”。

　　第四，強調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國內外環境的發展變化，兩岸從對峙對抗走向和平統一是大勢所趨。為了實現祖國和平統一，鄧小平強調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并以此作為保障兩岸和平統一的后盾。

　　1978年7月9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國會議員團時指出：中國不能承擔不使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義務，否則“實際上便切斷了解決臺灣問題的途徑，包括和平解決的途徑”。1979年1月5日，鄧小平接受在中美建交之際來華的27名美國記者采訪時指出：中國力求用和平方式來解決臺灣回歸祖國問題，但若承諾不使用和平之外的方式，就等于把“自己的手捆縛起來，反而會妨礙和平解決臺灣這個良好愿望的實現”。此后鄧小平多次表達這個觀點，強調不承諾使用武力只會“促使臺灣當局根本不同我們談判和平統一，這反而只能導致最終用武力解決問題”。1984年10月23日，鄧小平會見日本前首相鈴木善幸時指出：“我們從來沒有承諾不用非和平方式解決，道理很簡單，要承諾，和平統一就不可能”。1985年5月4日，鄧小平會見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主席吳奈溫時指出：“臺灣問題將如何發展還很難預料，臺灣出現獨立怎么辦？臺灣永不和談怎么辦？臺灣出現外國軍隊、外國力量占領又怎么？我們怎么能夠承諾不用武力！”同年9月20日，鄧小平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時指出：“現在臺灣和我們還有共同點，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但如果蔣經國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現兩個中國，我們怎么能承諾不使用武力？”

　　第五，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不等于輕易使用武力。

　　中國歷來熱愛和平，且近代以來飽受戰亂之苦，對戰爭更有切膚之痛。鄧小平實際上是把不放棄武力作為一種戰略手段，多次表示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使用武力。

　　1981年8月27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吉米？卡特時指出：我們的方針是立足用和平方式解決祖國統一問題，只有在三種情況下才使用武力：“一是臺灣領導人根本不同我們談，使和平方式成為不可能；二是臺灣當局投靠外國，臺灣變成外國的基地；三是臺灣用武力統一中國”。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指出：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決定了我們“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絕不能輕易使用武力，因為我們精力要花在經濟建設上，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但不排除使用武力“是一種戰略考慮”。

　　綜上所述，鄧小平在尊重兩岸現實的基礎上謀劃兩岸和平統一，是新形勢下對毛澤東“和平解放臺灣”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堅持實事求是的優良品質，以及堅持和平統一大政方針的連續性。（作者：徐曉全，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