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玉麗總結道，美國重返亞太的“再平衡戰略”，美國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態度、策略和措施，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臺灣執政當局和在野黨對“一帶一路”的考慮、政策調整和態勢，也勢必影響兩岸在一帶一路戰略下進行合作的方式、廣度、深度和進程。

　　單玉麗還指出，臺灣政治生態多舛對兩岸經濟關系發展的挑戰。她說，長期以來，兩岸經濟合作不斷拓展，尤其是兩岸關系進入和平發展階段，兩岸經濟、文化、社會等多領域的交流合作取得顯著成績，兩岸經貿合作趨向正常化、制度化。在政治領域也開始探索打破政治僵局的可行路徑，推動兩岸民間開展政治對話。但與此同時，兩岸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互信不足，制約了兩岸經貿關系的發展。 　

　　單玉麗說，“亞投行”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重大步驟，是與“一帶一路”齊頭并進的金融機制。大陸發起設立“亞投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一帶一路”沿線有關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促進經濟合作。各國對“亞投行”所帶來的巨大商機十分清楚，因此，對加入創始成員趨之若鶩。日本因誤判形勢，未能成為創始會員而懊惱，連美國也轉變態度。臺灣當局及有識之士也深刻認識到“亞投行”對臺灣的重大意義，臺灣領導人馬英九在高層會議中說，現在不舉手，未來恐怕連發言機會都沒有。臺灣業界認為，臺灣沒有理由錯過這一重大機遇。由于臺灣現階段沒有出現在“一帶一路”或其金融機制的舞臺上，臺灣應避免自己把自己“理所當然”地劃在范圍之外。如果臺灣能夠參加亞投行或絲路基金，就可以與外部有更多交流和往來，而臺灣也不再是對美國亦步亦趨，這勢必使得兩岸關系隨之發生變化。

　　單玉麗指出，有識之士一致認為，對臺灣而言，加入亞投行是一個機會，可以避免被阻絕于即將形成的歐亞金融體系之外，可以融入區域經濟整合，避免被邊緣化，更可以為臺灣的“悶經濟”找到“翻轉”的新動力與新出路。對于臺灣加入亞投行的重要意義，在已有普遍認知的情況下，“臺獨”勢力仍挑起抗議烽煙，把臺灣自絕于外。一些人又為反對而反對，在臺北上演了反對臺灣申請加入亞投行的對抗性一幕，再次把臺灣“民主化”推向“民粹”極端化。臺灣民進黨與泛綠陣營“逢中必反”、“逢馬必反”成為常態，少數人綁架多數人，民粹綁架民主，政治綁架經濟的狀況勢必嚴重阻礙兩岸經濟關系發展。 　

　　單玉麗說，未來兩岸應該構建一個怎樣的合作機制，如何確保合作機制不為臺灣政黨之爭、意識形態之爭、民粹思維所綁架;臺灣在“一帶一路”多邊合作機制中發揮怎樣的作用;以及在臺灣政黨輪替成為常態情形下，兩岸如何鞏固和發展已有的經濟合作關系，如何處理好雙方和多邊合作的關系等等，都面臨新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