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證明、病危通知……在網上一兩百元就能買

　　有賣家表示“全國哪里都能開、各地公章都能蓋”

　　圖為偽造病危通知書。 受訪者供圖

　　280元一張“居民死亡醫學證明”，120元一張“火化證明”，450元一張“病危、病重通知書”，檢查報告單、診斷證明書、住院證明書更是按張收費，一兩百元搞定……

　　近日，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調查發現，在部分平臺，只要花上幾百元，就能輕松買到“私人訂制”的偽造重要文書，甚至有賣家表示“全國哪里都能開、各地公章都能蓋”，令人不寒而栗。

　　“死亡證明”也能“私人訂制”，有商家一上午接到40多單

　　在某電商平臺上，“死亡證明”“病危通知”等偽造的重要文書正在隱秘銷售。記者在多個電商平臺以“死亡證明”為關鍵詞檢索，并未找到相關店鋪，但更換為“證明”“病歷”等關鍵詞后，馬上出現了很多相關店鋪。

　　記者隨機聯系了其中9家店鋪，詢問客服是否能開“死亡證明”，有2家店鋪明確表示做不了，另有7家表示可以辦理相關“證明”。有客服隱晦地表示“想要的證明我們這里都有”，并發來微信號，暗示讓記者添加微信“私聊”。

　　一家店鋪客服告訴記者，能根據需求定制“死亡證明”，只需提供姓名、民族、死亡原因等信息，發來的兩個模板上落款分別為某醫療機構和某地派出所，“不蓋章的280元一份，按需求定制印章需要加100元。”

　　“證明”的真實度如何？會不會被識破？面對記者的疑惑，有商家表示，現在大部分都是通過刻章而不是PS，制作得非常真實，只要不用于司法鑒定即可，“我們就是吃這碗飯的，做這行三、四年了，從來沒有發生過被查出來的事情”。商家制作完成后，還拍照發給記者確認，并表示可以郵寄到家。

　　除了“死亡證明”，其他重要文書也在銷售范圍之內。其中一家店鋪告訴記者，可以制作全國各類醫院開具的疾病證明。只要提供患者身份、就醫醫院等信息，即可獲得“病危通知書”，“還可以一并出具住院證明、檢驗報告單、診斷證明書等‘一條龍套餐’，價格在800元至4000元不等。”記者隨后聯系了商家提供的模板上的一家醫院，院方表示對此并不知情，院外提供的各類證明均是假的。

　　甚至有商家表示，全國各地的“火化證明”也都能夠提供，一份僅需120元。商家自稱自家的優勢就在于“章子是現刻、現蓋的，比其他家都要真實”。當記者詢問能否用于銀行或公安系統證明時，商家回應說，“這個有風險。”

　　多家店鋪均表示“生意還不錯”，其中一家店鋪說，僅一個上午就接到了40多單。

　　偽造證明“用途廣泛”，上網騙籌款，騙保騙繼承權，逃避刑責

　　商家代開的偽造證明雖然樣式五花八門，甚至連基本信息都不完整，卻依舊“用途廣泛”。

　　騙取同情和網上籌款。一位商家告訴記者，拿著“病危通知書”去網上“騙點籌款”，根本不會被發現。

　　記者發現，利用網絡銷售假證騙取錢款的情況的確存在。此前重慶一女子就通過某互聯網平臺，偽造白血病診斷證明和兩個孩子死亡證明等相關材料，炮制“丈夫、子女相繼去世，自己又患白血病晚期”的“經歷”，利用偽造材料在某網絡服務平臺上發起網絡籌款，不到一年時間騙取了9萬余元。

　　“如果有的平臺信息審核能力不足或把關不嚴，很容易造成假證行騙的情況。”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方法論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吳國邦說。

　　騙保，甚至騙取繼承權。記者調查發現，此前有人從中介處購買偽造的父母死亡證明等證件，將父母房產過戶到自己名下，又以510萬元進行二次抵押獲取不正當利益。甚至有女子還在上班，卻成社保局“死亡人員”，原因是其丈夫通過偽造死亡證明等材料，取走了該女子個人養老保險賬戶的余額、喪葬補助金和撫恤金共11萬余元。

　　此前，有地方也出現一男子將健在父親變為“亡父”，在提供了死亡證明、土葬證明及家庭關系證明的材料后，申請獲得死亡賠償金8萬余元，后經查證該男子父親還健在，之前提供的證明材料均系偽造。

　　受訪專家認為，在騙保、騙取繼承權、私人糾紛等事件中，普通民眾很難鑒別文書的真假，偽造文書者很可能騙取不正當利益，甚至逃避相關責任，性質十分惡劣。

　　逃避法律責任。去年底，一男子為逃避刑罰給自己辦死亡證明，最終數罪并罰獲刑12年的新聞，曾引起輿論廣泛關注。案件中的男子騙取他人錢財192萬元后被查處，在看到辦假證的廣告后，決定從網上購買偽造的“死亡證明”“火化證明”，從而達到人死案銷，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該男子在開庭前向法院寄去了偽造的“死亡證明”等文件，最終被法官明察識辨。

　　2021年，廣東一女子也偽造“死亡證明”逃避刑罰11年終落網，該女子在入獄服刑期間，通過保外就醫、偽造死亡證明逃避刑罰，被發現后一直下落不明，警方歷經11年的偵查，在去年8月將其抓獲。

　　倒逼平臺“守土有責”，徹底鏟除“暗黑文書市場”

　　中國互聯網協會法工委副秘書長胡鋼等專家認為，通過網絡買賣偽造的“死亡證明”等重要文書，嚴重破壞了社會誠信，助長違法犯罪，給社會帶來不可測的風險，應徹底鏟除“暗黑文書市場”。

　　吳國邦說，目前我國尚未建立統一的文書信息管理系統，各類文書名稱、制式，因時間、行業、地區、級別不同而存在差異。因此，文書真偽的鑒別難度較大，一般只能由文書主體單位確認或通過司法鑒定完成。“有關部門應不斷加強監督，從源頭上治理制假、售假。”

　　胡鋼認為，從假文書網購之便捷，可見目前造假成本的低廉，以及背后“灰產鏈條”的成熟。

　　專家提醒，商家可能涉嫌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買家購置假文書的行為本身涉嫌購買國家機關公文、印章罪，如以假文書實施不法行為并造成侵害后果，輕則承擔民事欺詐責任，重則應同時承擔詐騙罪的刑事法律責任。

　　公安機關對此類行為露頭就打的同時，應順藤摸瓜依法查處相關賣家和買家，提高買賣“死亡證明”等偽造文書的違法成本，讓相關人員不敢為、不能為。

　　此外，吳國邦等人認為，倒逼平臺“守土有責”才能對此類問題形成長效、動態監管。為避免打擊治理后，不法商家換個“馬甲”卷土重來，平臺應利用技術手段加強甄別，做到違規行為動態監測，對專門從事違法行為的平臺則要堅決打擊和取締。

　　在有關部門堅決打擊、平臺履行監管責任的同時，個人也要提高防范意識，避免掉進“假文書”的陷阱。(記者白佳麗、黃江林、郭方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