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暑假，安徽蕪湖某高校二年級的學生錢文原本想靠做兼職賺點錢，經朋友介紹，他被安徽挽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挽墨教育”）聘請為蕪湖一個教學點的“副校長”，但課程結束，自己應得的工資只拿到了一半，另外2000多元遲遲沒有發放。

　　這樣的情況不止發生在錢文一個大學生身上。

　　錢文所在的教學分點，如果按照簽訂的協議，應發放的工資為11352元，他與同事4人實際只領到5500元。另一位來自巢湖教學點的“校長”陳陽（化名）表示，該教學點應發放的工資為16752元，實際只發了9330元。一位“教師”提供的表格顯示，很多教學點都被拖欠了數額不等的工資。

　　據了解，挽墨教育是高校畢業生張某的創業項目。8月中上旬，他被眾多兼職學生指責拖欠工資。

　　暑假是此類事件的高發時段，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近日對此展開調查發現，在“被欠薪”的學生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剛收到錄取通知的準大學生和大學低年級學生，他們有人想通過兼職賺錢，有人想要鍛煉自己的能力，卻沒想到第一次踏入社會就遭遇“成長困惑”。

　　在這背后，由于這些學生來自不同城市，法律意識較為淡薄，維權進展緩慢。截至8月28日晚記者了解的情況，依然有部分學生“討薪無門”。

　　辛辛苦苦做兼職卻遭遇“欠薪”

　　“今年4月，張某開始帶領團隊在安徽的合肥、蕪湖、宣城等城市招聘老師。4月底，在合肥對每個點的正、副校長進行培訓。”錢文介紹，正、副校長和授課老師大多是在校大學生。

　　他回憶，當時大概有100多人參加培訓，培訓的內容大致是“介紹該項目多么成功，能掙很多錢，以及如何招生”。校長的職責和普通授課“老師”沒有太大差別，只是多了一些管理工作。錢文所在的教學點，加上正、副校長，“老師”共計5人。

　　此外，被欠薪學生提供的一張“副校長”聘用協議顯示，在招生期，工資為50元到200元一天不等。課時費方面，小學、初中課程每節課15元，高中課程每節課18元。

　　宣城某教學點的老師江飛（化名）表示，他今年剛高三畢業，也是經過朋友介紹加入挽墨教育，但沒有簽勞務協議。

　　“校長、副校長和公司簽了協議，但并不是所有的‘老師’都簽了教師聘用協議。我們區域的負責人和校長聊天時，只是口頭答應了‘老師’的工資，不低于2000元。”江飛介紹，他所在的教學點有5個“老師”，3個是剛高考完的學生。

　　據了解，上述兩位同學所在教學點分別招收了30名學生，多是小學生、初中生，教授的科目為語數外。收費標準為小學生每月600元到800元不等，初中生700元到950元不等。“學費是由各個點的副校長收取，開收據之后打到公司賬戶，實際上是打到了各個大區負責人的賬戶上。”錢文說。

　　據錢文介紹，“按照簽訂的協議，授課時間為7月10日到8月10日，授課結束發放工資。但8月10日以后，很多‘老師’和正、副校長并沒有拿到規定的工資金額。”

　　記者了解到，7月下旬，挽墨教育在宣城市一些鄉鎮開辦的暑期輔導班存在違規辦學行為，被當地教體局等相關單位下達了《停辦整改通知書》，責令其停止非法辦學行為。

　　據部分學生介紹，張某并沒有給出拖欠工資的具體原因。學生們在微博上進行爆料，張某等人還曾私信這些學生，要求他們刪除微博。

　　教學點上風波不斷

　　8月14日上午，一名自稱是挽墨教育負責人的網友，在微博上發聲回應：“有一波人主動離職不干了，給我們造成了重大損失，導致教學點被迫撤點，我們賠了物料費和房租費。”

　　對于該說法，安慶某教學點的校長柳國奧（化名）并不認同。“我所在教學點的房租拖欠、物料得不到及時供應，導致我們協調多次，沒辦法進行工作。因招生成績不太理想，公司就要求我們撤了”。

　　陳陽也表示，“兼職老師們沒有主動撤掉教學點的，都是公司讓撤掉的。”

　　該微博還指稱“教學點私自挪用學費”。對此，陳陽提供了他先后5次給張某微信轉賬的截圖和教學點的日常開支記錄。

　　陳陽介紹，扣除開支以外的學費都全部上繳給公司了，“（公司）除了給我們提供了6000元所謂的廣告宣傳費以外，只提供了900元的房租定金，教學點需要的其他東西都是我自己出錢購買的，50元以上的支出需地區負責人同意”。

　　記錄顯示，陳陽的日常開支都得到了地區負責人的批準，而這些支出都來源于收取的學費。

　　陳陽的說法也得到了錢文的印證。“張某說我們隨意花學費，我們絕對沒有，每一筆花費都有明細。”

　　此外，巢湖地區的一個教學點負責人邱珍（化名）向記者反映了教學點因為沒有按約定上完課程，遭遇家長退費的事情。“按規定8月10日結課，我們只上到7月26日就停課了。其間，因為教學點沒有辦學資質，還被勒令停學兩天。我們給出的理由是：天氣太熱了，放兩三天假”。

　　7月29日之后，該教學點張貼了停學通知，“在貼通知之前，教學點已經撤了，所有教學設施都搬走了。”邱珍回憶，因沒有上完全部課程，家長們找她退學費，但她此時已經聯系不上公司。

　　此后，邱珍和學生家長們一起去當地派出所，但此事“涉案金額過小，達不到立案標準”。

　　邱珍向記者展示了教學點的學費收取情況。18個學生共繳費17540元，原計劃上課23天，實際只上了11天，如果要退學費的話至少要退一半。

　　讓她苦惱的是，“家長們聯系不上公司負責人，所以只能找我。公司不出面解釋，這對我在當地的名譽也造成不好的影響”。

　　創業者回應：“很多東西摸著石頭過河”

　　據了解，近段時間來，挽墨教育招聘的授課“老師”集中建了“討薪群”“維權群”。

　　“8月15日，區域負責人給我們補了一部分工資。一部分人沒有和公司簽訂紙質協議，‘討薪’更有難度。還有一些人不打算繼續要錢了。”錢文說。

　　“據我了解，8月中上旬，宣城地區沒拿到承諾工資數額的‘老師’就有50多人。”宣城某教學點的一位負責人表示，8月中旬，公司按照他們的標準給自己所在教學點補發了工資。

　　采訪過程中，記者了解到，有一部分“老師”只是得到了區域負責人或教學點負責人關于工資的口頭承諾，并未簽任何協議。目前，還有“老師”表示，只拿到了一部分工資。

　　記者梳理發現，在校大學生和教育培訓機構簽訂協議，成為教學點的負責人、承包者或者兼職教師的情況屢見不鮮，也有不少人都遇到了被克扣工資的情況。當他們遇到公司不守信或被侵權時，往往維權無門，甚至還會被威脅。有時，因為涉案金額達不到立案標準，他們只好“忍氣吞聲”，不再繼續追究。

　　據安徽當地媒體報道，今年暑假，大三學生小遠（化名）與安徽拾得教育咨詢有限公司簽了“勞動合同書”，成了“夢想合伙人”，并明確規定了投資與分紅方式。

　　他今年暑假“承包”購買了7個教學點，一個點投資3500元，自己“業績”做得挺好，也上繳了學費，但公司卻沒按照要求付教師工資，自己只好貼錢發工資、付租金、買物料，十分無奈。

　　另一家教育培訓機構某教學點負責人小星（化名）也遭遇了類似情況。他在兼職QQ群里看到招聘信息，便與“百躍教育暑期素質培訓中心”簽了聘用協議，負責教學點各項事務。后來，他不僅沒有分到教學點的既定利潤分成，連自己去上課的課時費也沒拿到，公司對此也沒有明確解釋。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查詢發現，安徽挽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注冊成立于2018年10月16日，注冊資本為500萬元，公司法人為張某。記者調查還顯示，該機構并未在教育部門備案。

　　8月28日晚，記者聯系上了張某。

　　“我們在8月11日就將工資通過各區域負責人發下去了。有一部分‘老師’覺得拿到手的工資和他們的預期有差距，還有一部分人是主動離職不干，給公司帶來了損失，按照協議，主動違約應該賠償公司的損失。”張某表示。

　　“公司有自己的工資核算方式和考核、獎懲制度。”他告訴記者，自己不直接聯系各授課點的“老師”，出現問題，可能是區域負責人沒說清楚工資是怎么計算的，也有可能是有些事溝通不到位，自己公司管理機制也有問題，不太成熟。

　　張某承認，“這段時間，一直都在回應和解決問題，如果學生們還有問題疑惑，可以直接通過電話、微信進行溝通，自己將積極配合解決”。對于公司教育培訓資質的問題，他表示，“很多東西都還是摸著石頭過河，自己正在上海打工，也很不容易”。

　　“艱辛維權背后的深刻一課”

　　對于此類學生暑期兼職中的困境，安徽申騰律師事務所律師王遠芳認為，學生兼職時和培訓機構簽訂的聘用協議，屬于勞務協議，如發生糾紛，可以定性為勞務糾紛。學生遇到糾紛，一方面可以去公安部門報案；另一方面，如果因金額問題無法立案，可以集中去公司所在地的勞動局、市場監管局投訴，也可以民事起訴。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學生去兼職工作時，需要和用人單位簽協議，明確待遇、權利、責任，這是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依據。

　　“很多大學生社會經驗不足，把兼職教師當作鍛煉自身、賺取生活費的平臺，但一定要提前了解、掌握有關實習、就業的法律法規，不要寄望一夜暴富，從而受到蠱惑，輕信他人，甚至去做涉嫌違法犯罪的項目。”熊丙奇認為，對于市面上各種各樣的教育培訓機構，相關部門應當加強監管，要求機構必須有合法資質，依法經營。

　　“此類事件也給一些剛剛高三畢業的‘準大學生’上了一課。”熊丙奇覺得，類似事件的發生，有部分原因在于部分高中和大學沒有對學生進行系統、充分的生涯規劃教育，忽視了教育學生認識環境、認識自我，學校應引導他們學會自主管理和職業規劃。

　　“建議學生群體擦亮眼睛，盡量選擇正規有資質的企業開展兼職或短期工作。”安徽省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主任姚煒耀指出，有些企業可能利用信息不對稱，以及學生群體相對單純和缺乏維權意識等特點，侵害學生合法權益。

　　“學生要多留意，妥善保管各類協議、企業基本信息、報酬發放記錄、工作衣服和證件等材料。”他表示，學生群體如遇到被侵權或其他法律糾紛，可向當地12355青少年權益保護熱線求助。工商、勞動、公安等部門應加強監管力度，對以學生為侵害目標的違法違規企業，采取零容忍態度，切實保障青少年合法權益不受侵害。

　　此外，很多教育機構的創業者本身就是在校大學生或剛畢業的大學生。對此，姚煒耀表示，大學生創業應得到鼓勵，但一些大學生法律意識淡薄，對勞動人事相關知識及用工風險不了解，這往往會給自身帶來諸多法律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