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很多熱愛并投身中國文化研究的漢學家、翻譯家發揮了重要的橋梁作用。他們翻譯的中國作品在海外獲得了較好的傳播效果，讓更多外國民眾在閱讀中增進了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理解

　　俄羅斯科學院中國研究室主任科布澤夫——

　　把探究中國哲學的精髓作為畢生追求

　　本報記者 張光政

　　“如果從1970年學習漢語算起，我研究中國文化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了。”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室主任阿爾喬姆·科布澤夫把探究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哲學的精髓作為畢生追求。

　　“中國文化具有現實主義特點和人文主義精神。中國文化中，個人和社會的和諧統一被視為核心價值。這也是中國文化有別于其他文化的顯著特點之一。”科布澤夫體會到，對中國文化研究越深入，就越感到這一研究領域的未知空間之廣闊。

　　科布澤夫清楚地記得，1960年，他6歲那年，他的父親隨蘇聯作家代表團訪問中國，回來后與家人分享了見聞和感受。小科布澤夫聽得津津有味，為日后的人生選擇埋下了一粒種子。10年之后，他選擇在莫斯科大學攻讀中國文化和哲學。

　　從1978年起，科布澤夫主要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工作，還在莫斯科物理技術大學、俄羅斯國立人文大學教授漢學課程。1990年，科布澤夫在北京大學進修了一年。

　　從2002年起，他幾乎每年到訪中國一次，每次停留幾周時間。“中國有一半的地方我都去過。”科布澤夫認為研究中國是“極為有趣的”，這不僅因為中國地形地貌豐富多樣，值得多走走看看，更重要的是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對全人類來說是寶貴的精神財富。

　　科布澤夫長期研究《易經》和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的著作，是俄羅斯為數不多的研究王陽明的專家。在中國哲學研究方面，他已經出版了10多部著作，發表了1500篇學術論文，其中有些科研成果被譯成漢語、英語、法語、波蘭語和烏克蘭語等文字。

　　中國文化的完整性給科布澤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認為，哲學是所有科學和文化的源頭，同時，語言文字與哲學相互關聯，構成統一的整體。這也是他的研究不局限于哲學的原因。

　　據科布澤夫介紹，最近幾十年來，在包括《俄羅斯大百科全書》《新哲學百科》等在內的俄羅斯主要的百科全書中，有關中國哲學的大多數文章都是他撰寫的。他還是《中國哲學》（1994）的副主編，《中國精神文化大典》（2006—2010）的副主編及其《中國哲學》卷（2006）的主要作者。

　　在哲學領域，他的譯著既有儒家經典《大學》和王陽明的作品，也有道家著作《道德經》。在文學領域，他還翻譯了《詩經》、唐詩等。

　　俄羅斯的漢學研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科布澤夫看來，中國文化極其豐富，未來的俄中文化交流將大有可為。“俄中兩國關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為俄羅斯學者全面了解中國文化帶來了新的機遇，希望俄中有更多的人文交流與合作。”

　　科布澤夫指出，在起源較早的世界四大文明中，唯有中華文明傳承幾千年從未間斷，生生不息。世界上的文明和文化豐富多樣，有著很大差異，不同文明和文化需要通過深入交流，促進相互了解，實現和諧共處。

　　意大利翻譯家卡薩齊——

　　“辭典工具書非常有必要”

　　本報記者 葉 琦

　　“學者、譯者往往也是受時代精神感召的。”這是意大利翻譯家喬治·卡薩齊在接受記者專訪時所做的開場白。1949年出生于羅馬的他，是最早一批赴華留學的意大利人。1968年，他考入羅馬大學中文系。那時的歐洲了解中國的人甚少。為進一步探索中國文化的奧秘，他決心去中國留學。從此，在中國的美好體驗以及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讓他立志從事與中國文化有關的活動。

　　上世紀70年代初，卡薩齊從北京語言學院（現北京語言大學）畢業，回到意大利開始翻譯生涯。“那時，意大利人渴望了解中國，但基本都是對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充滿興趣。徐禾的《政治經濟學概論》是我的第一部漢譯意作品。兩冊600多頁，我用了一年時間完成翻譯，經米蘭一家出版社出版發行，反響很好。”之后，卡薩齊成為羅馬大學和那不勒斯東方大學的漢語教授，有了更大可能去選擇更廣范圍的中國圖書進行翻譯。

　　在卡薩齊看來，中國的白話文學在文風、內容、思想上都妙趣橫生，可與意大利薄伽丘的類似文學媲美。“幸運的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意大利國內對中國的興趣已經跨越政治和經濟范疇，開始涉及文學、哲學等社會科學。”大環境的變化給卡薩齊投身中國文言文作品翻譯提供了契機。幾十年間，從《三十六計》到《徐霞客游記》，從常規篇幅譯本到近2000頁的大部頭，他翻譯了諸多中國作品。

　　卡薩齊和中國漢字打交道的另一重要建樹是辭典編著。自1998年起的11年間，卡薩齊與北京語言大學的白玉昆合作編著了《漢意大辭典》，兩卷、10萬詞條、共2300頁，于2009年在羅馬首次出版，2013年在威尼斯再版。“意大利的辭典編著傳統悠久。近年來意中兩國的關系如此密切，辭典工具書非常有必要！”

　　幾十年來，卡薩齊經常往返于意大利和中國之間，向意大利友人講述中國的故事，傳播中國的聲音。“眾所周知，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璀璨絢爛，有著崇高的價值。談到科學、學術，怎可缺少中國的聲音？向海外人士推廣中華文化有著迫切的現實需求。如何使中國文化的介紹和宣傳效果最佳化，怎么能進一步闡明它的特征，是目前的關鍵。”

　　在卡薩齊看來，現階段的出版物中，一方面中國的有關資料不夠普及，意大利高校很少使用中國學者撰寫的教科書與資料；另一方面，部分出版物并不科學，甚至還有些不懂漢語的人在編著和敘述中國古代哲學。這些領域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在意大利，大部分中國古典文學的翻譯版本注釋很少甚至沒有注釋。現在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學習漢語，希望讀到中文原文，去深入了解細節，分析歷代不同批評家的看法。這也是為什么我現在在開展《詩經》完整且帶歷代注釋評析的意大利文翻譯，同時打算編著一本名為《中國文字系統》的書，全面介紹漢字及其系統。” 卡薩齊談到。

　　關于進一步促進意中文化交流，卡薩齊表示，“從更廣角度來看，如何在世界，特別是意大利，加深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我認為，對話是最強有力的方式。在磋商和溝通時，多提出意見、多彼此傾聽。”

　　瑞典翻譯家羅德堡——

　　“對當今中國發展道路有了更深入了解”

　　本報記者 任 彥

　　“1979年，我將魯迅的一本雜文集翻譯成瑞典語在當地出版。這本名為《希望在于未來》的譯作，是我從事翻譯工作的處女作。”瑞典翻譯家羅德堡日前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談道，“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其作品閃耀著思想的光芒，對中國社會啟蒙發揮了重要作用。我通過閱讀魯迅等中國文學巨匠的作品，獲益良多，也更加希望通過翻譯中國作品與瑞典讀者分享一個真實的中國。”

　　20世紀60年代初，還是一名高中生的羅德堡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為了加深了解，他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學習中文，正式開啟了對中國文化的探索之旅。大學畢業后，羅德堡于1968年至1970年間前往中國從事翻譯工作，并于1975年至1977年間再次赴華工作。

　　20世紀80年代，羅德堡翻譯了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寒夜》兩部長篇小說，以及兩位作家的部分短篇小說。“通過這些作品，中國兩位現代文學巨匠首次走進瑞典讀者的視野，并深受喜愛。”羅德堡對此感到欣慰。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當代文學蓬勃發展，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作家。”羅德堡翻譯了一些知名作家的短篇小說，其中包括劉心武、蔣子龍、諶容等作家貼近現實的文學作品。

　　羅德堡認為，文學能夠表現一個國家的社會文化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文學作品的翻譯可以促使人們加深對彼此國家國情和人民思想的了解，達到民心相通的效果。當今世界，民心相通對于防止沖突和戰爭至關重要。中國文學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發展變化的生動寫照，通過翻譯中國文學作品可以幫助其他國家人民更好地認識中國的過去和現在。“我翻譯中國文學作品，就是想把中國故事帶到瑞典，讓瑞典人更了解中國。”他說。

　　近幾年，羅德堡主要致力于將《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翻譯成瑞典語版。“在翻譯中國領導人著作的過程中，我對當今中國發展道路有了更深入了解。習近平主席一系列關乎人類前途命運的倡議和理念高屋建瓴，引人深思。”

　　“我對中國有著深厚的感情。曾經在中國的工作和生活經歷，是我人生重要的組成部分。”羅德堡說，“除了兩度在中國工作生活以外，我后來多次訪問中國，見證了中國過去半個世紀的滄桑巨變，中國的巨大發展讓我欽佩不已。”

　　為了推動有關中國的書籍在瑞典出版，羅德堡在20世紀90年代創辦了一家出版社，取名“鶴出版社”，出版了蔣子龍、莫言的一系列文學作品，如《紅高粱》等。除了文學作品，該出版社還出版中國農業發展和大眾文化藝術等相關書籍。進入21世紀，羅德堡翻譯了莫言的自傳體中篇小說《變》以及張煒的兩部長篇小說《九月寓言》和《刺猬歌》。

　　“在過去很長時間里，西方社會之所以不了解中國，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語言的障礙。翻譯是通向不同語言文化的橋梁，可以讓復雜的世界變得簡單。現在雖然學習漢語的西方人越來越多，但語言障礙仍然存在。要想改變部分西方民眾對中國的片面認知，把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翻譯成西方文字出版是一個很好的方法。”羅德堡說。

　　羅德堡去年底獲得第十四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他表示，“這是一項莫大的榮譽，也是對我翻譯工作的鼓勵。我還將繼續翻譯中國的文學作品，讓瑞典人民更加全面地認識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