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頻遭逆風的中歐關系出現積極信號。近期，第二十三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以視頻方式舉行。這是時隔近兩年來，中歐再次接續最高層級對話。外界認為，這說明中歐都在向著雙方關系穩定發展的方向努力，對大變局下動蕩復雜的世界，尤顯意義重大。

　　隨著俄烏沖突等新變量的加入，中歐關系是否迎來新的“決定性時刻”？中歐各領域合作對話如何盡快回歸正軌？未來是合作還是對抗？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秩序會迎來什么樣的改變？

　　就此，中新社“東西問·中外對話”邀請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與中國人民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王義桅展開對話。

　　伍德克表示，在所有評估中，對中國的投資是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法替代的，他建議要傾聽歐洲人的想法。王義桅也呼吁，中歐雙方應該走出美國那套“二元敘事”的陷阱，獨立發展雙邊關系，共同反對“脫鉤”和“新冷戰”。

　　對話實錄摘編如下：

　　中國是“未來的市場”

　　中新社記者：疫情阻斷了許多國際航線，對中歐經貿關系有何影響？

　　伍德克：實際上，(多數)歐洲企業在中國經營順利，并未遇阻。我們的業務是持續的，員工可以生產，可以向客戶出售產品，許多產品最終銷往歐洲，制造業領域相當強勁。但受到疫情防控等影響，航班減少，旅游業遇冷，服務業受到了嚴重打擊。

　　此外，疫情導致人們的往來中斷，沒有高層管理人員來華，也沒有合作伙伴去歐洲，這意味著未來的投資可能會被推遲甚至擱置。而且歐中雙方的了解也會減少，這不是個好的現象，交流是必需的，不能總在網上進行。

　　中新社記者：中歐互為重要貿易伙伴，未來中歐合作的韌性和潛力在哪里？

　　伍德克：歐洲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非常頻繁，這表明歐洲消費者真的很喜歡中國產品。歐洲人每天大約從中國購買13億歐元的商品，顯示中國產品的質量和競爭力。但貿易流在某種程度上非常不平衡，歐洲每天只向中國銷售6億歐元的商品。

　　歐洲的高需求是雙邊貿易韌性的來源之一。中國設計和生產的產品銷路更好，很有競爭力，中國市場對于歐洲企業也很有吸引力，這些也是韌性的來源。此外，疫情雖然對供應鏈造成沖擊，但歐中貿易出貨量保持良好，可以稱得上是個奇跡。中國是“未來的市場”，這點毋庸置疑，我們也會繼續在中國的投資。

　　貨物貿易之外，(歐中)服務貿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潛力很大。

　　王義桅：中歐兩大市場原來的模式是中國生產，歐洲、美國西方市場消費。今天，中國也在擴大內需，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從原來中低端的產業鏈邁向中高端過程中，中國正在釋放著巨大新消費的潛力。

　　歐洲現在受到俄烏沖突的影響，非常需要更大的市場來提振信心，否則，沖突在繼續，很多對歐洲的投資資金流到了美國，歐洲還接收了大量的難民，為了供應鏈的韌性、安全、自主可控、分散化多元，實際上違反了很多市場的某些原則。

　　“歐洲想與中國打交道”

　　中新社記者：現在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爆發沖突，有聲音認為，世界可能會再次陷入冷戰式的、陣營對抗的危險，中歐關系也可能出現這種“決定性時刻”，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呢？

　　王義桅：我并不完全同意這個說法。首先，決定這個時刻的主要矛盾是美國，大家知道俄烏沖突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挑起的，要顛覆戰后的國際秩序，這個是中國和歐盟都面臨主要的挑戰。

　　中歐是世界上最確定性的力量。毫無疑問，我們的政治體制、發展前景都是非常確定的，偉大復興是不可逆的。歐盟也是個規范性的力量，都是法治累積起來的。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歐合作至關重要。如果歐洲被美國人帶偏了，陷入一種所謂的“新冷戰”敘事，那這個世界就更加危險了。

　　我們不能陷入所謂的民主和專制的敘事，俄烏沖突最終應回到1975年《赫爾辛基最后文件》的不可分割的安全觀，我覺得這應該有很多的共識。

　　伍德克：世界已經徹底改變了。這甚至不再是“冷戰”了。這是一場發生在歐洲邊境的“熱戰”，其溢出效應對歐洲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德國決定增加軍費預算，對俄羅斯實施了有史以來最嚴厲的制裁，沖擊了俄羅斯經濟，但也對歐洲自身的社會和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歐洲想與中國打交道，希望中國能是我們的好伙伴。

　　受俄烏沖突影響，德國政府暫時停止“北溪-2”項目的審批程序。圖為“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登陸設施管道。

　　中西方是沖突還是合作？

　　中新社記者：未來中西方將以合作還是對抗為主旋律？

　　王義桅：首先，西方不是鐵板一塊，美國和歐洲也不一樣。美國出臺了“印太戰略”，甚至要搞印太版本的北約，因為中國崛起挑戰了美國的國家身份，它不是“上帝的選民”。

　　但歐洲不一樣，歐洲不是以這種“上帝”的觀念來建立自己身份的。歐洲有著希臘的理性，有著羅馬這樣一些法的精神。現在的歐盟也是一種和平的力量。實際上德國也好，法國等這些歐盟創始成員國也好，他們不會完全情緒化地跟著美國走。

　　我覺得中歐應該要走出美國的那套敘事陷阱，應該獨立地發展我們的雙邊關系。

　　伍德克：歐中合作如何往前推進？我們必須找到歐中可以加深合作的領域。比如氣候變化問題，因為能源成本高昂和能源供應不安全，中國和歐洲都面臨著推遲氣候變化目標的挑戰。歐中可以就這一個共同挑戰互相交流，達成一致并迅速采取行動。

　　中新社記者：面對疫情、地緣政治等問題，歐洲企業會調整在中國的投資和發展戰略嗎？

　　伍德克：我們希望(歐洲企業在中國的)投資、銷售越多越好。歐洲企業不應該只看下個季度或今年的疫情影響就得出草率的結論，我認為商業界應該更著眼于長期發展。

　　我們去年9月與世界銀行進行的研究表明，中國具有三個發展動力，到2050年(未來30年)，將推動中國保持強勁增長。在我們所有的評估中，對中國的投資量是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法替代的。

　　歐洲企業可能會在醫療設備等關鍵領域(的投資)進行一些戰略評估，但歐洲公司在中國、與中國合作，他們會加大投資，這一點毫無疑問。

　　全球化能重回美國主導嗎？

　　中新社記者：從歷史視角來看，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秩序會如何改變？

　　王義桅：戰后國際體系已經受到美國的極大破壞，現在美國要締造一個以印太為主要抓手的新全球化。是否能回到美國重新主導的全球化，這是個大大的問號。

　　現在制裁俄羅斯把美元武器化，加速了不光是俄羅斯和中國，甚至是歐洲國家的去美元化結算，還包括中東國家。

　　我相信未來世界不會陷入到所謂的中美兩極對抗“新冷戰”的格局，但是否會更加分散化、無序化、混亂化，這是我們現在非常擔心的問題。

　　我覺得這些年，歐洲在世界中的影響或地位可能在不斷下降，但在中國外交或內政中的地位卻在上升。中國改革開放時，首先倡導向美國學習，私人資本無序擴張等模式學得比較多，現在中國推動共同富裕，要更多地學習如德國的萊茵模式、社會市場經濟等。

　　中歐有著長期豐富的歷史文化基礎，無論是在數字經濟方面，還是在治理方面，而美國是私人資本導向。中歐實際上有更多的共同點，甚至有共享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