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紅經濟背景下，網絡直播成為博眼球、利潤大的一個行業，巨大利益的驅動加上自律的缺位，造成網絡直播亂象叢生，違法行為不斷發生，且花樣翻新。監管者要運用法律賦予的行政指導、行政監管、行政處罰等執法權限，加大監管力度，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自去年開始，網絡直播市場瘋狂增長，幾乎可以用“人人皆可直播”來形容。許多網友想搭乘網絡直播的“便車”一夜暴富，于是，各種跌破“三觀”甚至涉嫌違法犯罪的內容充斥網絡直播間。

　　針對網絡直播亂象，自2016年12月1日起，國家網信辦實施《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對于直播資質、內容管理、信用體系等提出了具體要求，給規范互聯網直播服務劃定了底線。一些直播平臺也陸續出臺管理規則，對主播和用戶的行為進行規范。

　　時至今日，《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實施已近半年，網絡直播亂象是否得到遏制？《法制日報》記者進行了調查采訪。

　　直播內容跌破底線

　　最近一段時間，“女主播藏身故宮直播慈禧床榻”“水滴直播監控畫面”成為網絡直播行業的兩大焦點“新聞”。在“女主播藏身故宮直播慈禧床榻”事件中，涉事女主播回應稱“當晚和朋友到了懷柔一家影視基地，假裝在故宮里做了直播”。“水滴直播監控畫面”，則是將餐館、商店、培訓機構甚至居民家庭進行實時直播，市民直呼：“太恐怖，我的隱私從何談起？”

　　然而，記者調查發現，當前網絡直播的問題絕不只有這兩起熱點事件。

　　在某網絡直播平臺，最近比較火的是“生吃各類動植物”類直播。

　　在這個平臺上，一名用戶發布了376個“直播生吃各種動植物”視頻，其中直播生吃癩蛤蟆的視頻達到了18.9萬的播放量，另外還有直播生吃壁虎、兔子、臭蟲、蝙蝠、蝴蝶等視頻。

　　視頻中的男子自稱“老張”，年齡大概四十歲左右，直播背景多為墻面斑駁的院落、臥室、豬圈、菜園等，直播場面血腥。

　　直播過程中，有人問“沒有生命危險嗎”？老張回復：“當然沒有，每個人的抗體都不一樣，你們不要模仿，但是在面臨生命危險的時候是可以吃的，我現在是為你們做榜樣。”

　　在另一家大型直播平臺，一名女主播在直播時衣著暴露，直播全程都在向觀看者索要“禮物”，話語中多次涉及色情暗示語言。有觀眾要求看“福利”時，這名女主播讓觀眾去她的微博“找福利”。記者在該主播的微博上發現大量尺度較大的照片與視頻。當有觀眾說要舉報主播時，這名女主播回應：“你不要舉報我，上次被舉報停播了一個多月。”

　　直播的亂象不僅出現在封閉的直播間里，現在還出現了所謂的“打野主播”。

　　“打野主播”，即網絡主播到田野、山林中獵捕野生動物，邊獵捕邊直播，并以竹鼠“互斗”、上山“收夾”等關鍵詞作為直播房間的介紹詞，吸引用戶關注。記者發現，類似視頻出現在多家直播平臺，部分網絡主播甚至擁有數十萬粉絲。

　　記者調查發現，有的網絡直播平臺甚至還出現了虛假廣告。記者統計發現，網絡兼職、三折充話費、低價蘋果手機、高仿耐克阿迪、假煙假酒等，是網絡直播間最常見的虛假廣告內容。在某直播平臺上，主播直播間的“麥序”成了可以買賣的廣告位。這些廣告則打著主播擔保的名義吸引觀眾。

　　還有一些直播內容直接與違法犯罪相關，比如有直播賭博、吸毒、教唆犯罪。

　　戶外直播問題最大

　　對于直播內容的亂象，市民是最有發言權的。

　　家住北京市朝陽區的孫先生平時比較關注網絡直播，他告訴記者，曾有業內分析文章稱，網絡直播的流量分為三大部分，游戲主播大概占三分之一、美女主播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是戶外主播。

　　孫先生告訴記者，他覺得：“戶外主播是最容易出問題的，因為他們需要用一些行為來博人眼球，比如向河里扔共享單車等。這種戶外主題內容不定的網絡直播，內容風險性最大。為了博取關注，一些網絡主播什么出格的事都干。”

　　孫先生希望直播平臺能多一些公益性的內容，比如講課的學霸或老師。在美國，最受歡迎的網絡直播節目是“數學老師”，主要就是分享學習經驗以及老師答疑解惑。他認為，國內的網絡直播也可以按這個思路來發展，使其成為直播平臺的一股清流。

　　在北京經營一家文化傳播公司的王先生則認為，當前的網絡直播亂象也是主播們的無奈之舉。

　　王先生說，網絡直播平臺的賺錢方式和主播的賺錢方式不一樣。直播平臺可以通過抽取提成和出租廣告位的方式賺錢，但網絡主播的主要經濟來源就是觀眾刷的禮物或者打賞，訪問量和關注度是網絡主播變現的關鍵，因此會為了吸引觀眾而突破底線。

　　“相關部門應加大對網絡直播亂象的管控。”王先生說，據他觀察，目前相關部門對網絡直播行業的管理，一方面是對平臺進行監督，另一方面是對違規網絡主播進行處罰，但這都是治標之策。真正治本的方法應該提高相關從業人員的素質，可以建立直播主體資質審查機制，也可以建立信用監督評價體系，通過直播主體實名制的方式對其行為加以管控。同時，還可以建立色情暴力內容舉報獎勵機制，利用場外人員的積極性，進行多方面監管。

　　直播平臺應擔責

　　2016年12月1日，《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正式實施。其后，相關部門不斷加大對網絡直播的監管力度，查處了一批違規直播平臺。然而，在治理之下，網絡直播亂象仍未收斂，其中有何原因？

　　中國傳媒大學法律系副主任鄭寧認為，在網紅經濟背景下，網絡直播成為博眼球、利潤大的一個行業，巨大利益的驅動加上自律的缺位，造成網絡直播亂象叢生，違法行為不斷發生，且花樣翻新。

　　“直播是好事，它的出現可以促進信息的披露和知識的共享。但是現在有個別企業唯利是圖，為了吸引眼球，賺取不光明的利潤、不道德的財富，不惜喪失法律和道德底線。對此，監管部門應當引起高度重視，建議網友抵制的同時也希望業界慎獨自律、見賢思齊、擇善而從。”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說，直播違法違規，包括涉及的一些產業、色情的鏡頭以及虛假廣告的內容，都是藏污納垢，都應當盡快蕩滌出去，凈化直播市場。網絡直播亂象不僅違反法律法規，而且也危害公序良俗。對于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應當予以行政處罰；構成犯罪的，就要追究其刑事責任。即使有些情節比較輕微，但也是不道德的，對青少年危害相當之大。

　　在治理網絡直播亂象過程中，有不少人認為，應明確直播平臺的責任。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認為，要判斷網絡直播平臺承擔什么責任，首先要辨別平臺是何種身份，區分直播平臺的類型。

　　朱巍具體分析說，第一種身份，平臺只提供服務但不提供內容。此時，判斷平臺是否承擔責任，要把避風港規則、通知刪除規則、紅旗規則綜合起來看。凡是平臺明知或應知有違法情況存在且放任其存在，那么平臺應承擔責任。還有一種情況，比如有人已經向平臺舉報違法違規的現象，若平臺仍沒有采取措施，那么肯定要承擔責任。

　　“另外一種身份，即平臺是內容提供者。在這種情況下，平臺不適用避風港規則和紅旗規則，所有視頻都由平臺來承擔責任。”朱巍說，有的App主動提供相關視頻、找他人推薦或者介紹，這就屬于典型的內容提供者，就要直接承擔責任，不需要證明其技術中立。

　　“對于網絡直播亂象，直播平臺一定是有責任的，其中有五點理由。”劉俊海說，第一，既然搭建了平臺，那么就必須對其負責；第二，制定規則的時候，應該把法律規則融合進去；第三，對于平臺中兜售黃色鏡頭的用戶，沒有做到及時禁止；第四，平臺有大數據系統，理應做到及時的監控，對自己的地盤負責；第五，無論是通過廣告盈利模式還是付費方式，平臺從消費者那里賺取費用，那就要對消費者負責，在樹立法律信仰和敬畏之心的同時要對消費者懷有感恩之心。

　　“我們必須要本著對青少年高度負責、對成年人負責、對公眾利益負責、對網絡環境的健康負責的態度對其進行管理。”劉俊海說，監管者一定要運用法律賦予的行政指導、行政監管、行政處罰等執法權限，加大監管力度，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　本報記者 　　韓丹東 □　本報實習生 吳 　雙 孟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