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構筑北方生態安全屏障，一個人、一株草、一機構——

　　（守望相助七十載壯美亮麗內蒙古）

　　一位治沙“愚公”，用汗水和執著換來沙地披綠、人沙和諧；

　　一株紫花苜蓿草，既編織成草原綠毯，又串起富民產業鏈；

　　一個特別機構，錫林郭勒盟生態委創新機制看護好美麗大草原……

　　15天時間，5000多公里行程，掠過層層綠色，記者穿越半個內蒙古，求解內蒙古生態文明建設之道仍感困難：北方生態安全屏障，靠什么構筑？或許從這“三個一”里，可以找到最生動的注腳。

　　一個人的治沙故事以退為進保“紅線”

　　尋訪一個人，來到多倫縣多倫諾爾鎮新民村。村口北望，17年前曾是漫天黃沙，如今已是滿眼綠色。

　　村民馬云平的雙手滿是老繭，握著又干又硬。恰是這雙手，17年時間，把眼前的3700畝沙地變成了綠洲。

　　這里地處渾善達克沙地南緣，以前春季大風天，黃沙漫漫、遮天蔽日。“當時就想，再也不能窩在沙窩子里過日子了。即便沒有收入，也要為子孫留下一片綠色。”馬云平說。

　　盡管村民不看好、妻子反對，馬云平仍毅然響應縣里號召承包荒沙治理。他把樹枝截成短棒，先扦插網格沙障，再埋上草籽，然后在沙帶上種植檸條、黃柳等。14個流動沙丘先后變成了固定沙丘，3700畝沙地逐漸長滿了樟子松、榆樹、山杏等。

　　馬云平不是一個人在戰斗。我國四大沙地均分布在內蒙古境內，生態極為脆弱。“20多年前，氣候干旱，河流干涸，加上超載放牧、過度開墾，造成科爾沁沙地沙化嚴重。”通遼市林業局副局長包寶軍回憶：那時他在鄉鎮工作，造林現場風沙大時，吃一口飯，半口是沙。

　　包寶軍說，這些年，全市用大工程帶動大規模治理，喬、灌、草結合，10年治理了2000多萬畝沙化地，整個區域的氣候和生態都得到改善。以前沙中找綠，現在綠中找沙；以前與沙鏖戰，現在人沙和諧，“大漠風塵日色昏”的景象已成過去。

　　如果說治沙是生態建設主動“進軍”，那么內蒙古實施退耕還草還林，則是以“退”為進。內蒙古將10.2億畝可利用草原全部納入保護和獎補范圍，禁牧休牧4.05億畝、草畜平衡6.15億畝，每年完成草原建設4500萬畝以上。目前全區天然草原植被蓋度達44%，已接近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最好水平。

　　坐落在根河源濕地公園內的停伐紀念碑上，交叉的斧鋸象征著“掛鋸停斧”。兩年前的3月31日，隨著最后一棵天然林落葉松轟然倒下，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長達63年的天然林商業性采伐歷史畫上了句號。

　　“停伐之后，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每年森林增長潛力在1500萬立方米以上。”大興安嶺重點國有林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說，轉型中的林區，森林面積、活立木蓄積量雙增長，分別達3.73億畝、14.84億立方米，成為一個巨大的綠色寶庫。

　　“紅線”之內，保護草原已成牧民自覺。“牧民越來越懂得草原是賴以生存的家園，都自愿減少養殖數量，調整結構。你看，現在全鎮的草場質量都越來越高了。”阿巴嘎旗洪格爾高勒鎮書記額日木圖說。

　　一株草串起的生態建設鏈條保護和發展同頻共振

　　循著一株草，來到綠草如茵的阿魯科爾沁旗南部。空中俯瞰，一個個巨大的綠色圓蓋，遍布千里沃野，那是苜蓿草場。

　　“2011年以來，在這張圖上，人工草地每年都以不低于20萬畝的速度擴大，到去年底已達107萬畝。”指著墻上的衛星航拍圖，阿旗農牧局局長尼瑪仁欽一臉興奮。

　　今年大旱，行走內蒙古，常見草黃沙露。進入這個基地，卻濃綠如海，沁人心脾。

　　“這草叫紫花苜蓿，只需用科學方法，節水灌溉種植，便能長活。我家種了苜蓿后，自家的牛羊也能吃飽了，不用擔心干旱。”58歲的牧民呼日勒巴特爾說，“關鍵是環境變好了，過去這風一吹就是漫天黃沙，老鼠蝗蟲亂竄，現在都能看到貓頭鷹了。”

　　一株小小的紫花苜蓿，帶來的不僅是生態效應，更有看得見的真金白銀。草業基地一角，高高壘起一垛垛草捆。田豐牧草合作社理事長張海軍說，苜蓿每年收割3至4茬，一畝地生產干草700公斤，一噸干草捆能賣1600元。按此計算，全旗107萬畝草業基地，可實現年產值19億元以上。

　　草產業迅猛發展，帶動了相關產業蓬勃興起。一批專門從事播種、收割、打捆、加工等一條龍服務的機械合作社悄然而生，一批滿足草業種植的有機肥生產基地建成投產，草業觀光旅游業也紅火起來……

　　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悄然亮出“中國草都”名片的阿魯科爾沁旗，生動演繹了內蒙古保護和發展同頻共振的生態文明建設內在邏輯。

　　“就生態抓生態，效果不明顯。”擔任通遼市生態辦主任多年的馬琢說，“政府要的是‘被子’（植被），百姓要的是‘票子’，兩者怎樣統一？要跳出生態抓生態，做到生態建設產業化，產業建設生態化。”

　　視綠色為底色和價值的內蒙古干部群眾深知，要筑牢北方生態安全屏障，還必須摒棄過去資源依賴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在堅守生態紅線的前提下，探索出一條發展新路。

　　樹不砍了，日子怎么過？地處大興安嶺林區腹地的阿爾山市深入挖掘林俗文化，做好林業旅游文章，林業工人“放下斧頭當導游，奔向小康不用愁”。

　　“好生態是旅游的生命線。我們變砍樹為看樹，就是為了請游客來‘品樹’。盡管目前旅游發展步子走得不算快，但方向找對了。”阿爾山市白狼鎮黨委書記于季方說。

　　內蒙古最大的潛力在于生態，保護格局之下，須走出發展新棋；同樣，內蒙古最大的責任也在于生態，發展浪潮前，不能頭腦發熱失守底線。

　　對于后者，赤峰市喀喇沁旗西橋鎮體會更深。幾年前，鎮里8家金礦，遍地煙花生產，腰包鼓了，經濟繁榮了，然而秀美風光和清新空氣不再。西橋鎮在一片質疑聲中幡然醒來：從2015年開始，堅決對金礦開發和煙花生產按下停止鍵，全力發展設施農業和休閑旅游業。

　　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而今，調了個頭的西橋鎮，名聲在外。一個個過去養在深閨人未識的美麗鄉村，正成為游客造訪的熱門目的地。

　　“這幾年，內蒙古各地干部群眾不再刻意追求速度優先，綠色發展正成為共識，保護和發展的生態辯證法，正一點點刻入人們靈魂深處。”內蒙古民族大學副校長任軍深有感觸地說。

　　一個機構的生態管護機制創新“多龍治水”到“握指成拳”

　　走進一個機構，來到錫林郭勒盟生態保護委員會。這是內蒙古12個盟市中唯一的一個生態委。

　　為守護好20.3萬平方公里、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的錫林郭勒大草原，2015年3月，錫盟成立了生態委，劃轉整合了農牧業、環保部門的草原行政執法、草原監督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能。

　　“生態工作涉及多個部門，牽扯各種利益，誰都要管；多龍治水，又往往誰都管不好。”錫盟生態委主任青格勒說，生態管理權如今收歸一家，握指成拳，綜合協調能力增強了，腰桿更硬了。

　　這個部門很“牛”。“項目要落地，先報生態委審批。9個部門27個專家審核，拿出預審意見。”生態委副主任烏日根巴雅爾說，部門成立不久，當地兩個億元以上的礦山項目，就因在紅線區域內規劃，被生態委一紙紅頭文件叫停了。

　　這個部門管得“寬”。在內蒙古率先提出將占盟域面積75%的重點區域劃入生態保護紅線，同時將紅線作為征占用草原預審的主要依據。青格勒說，錫盟對紅線區域內的工礦企業實行逐步退出，5年內計劃關停礦山數量100個以上。

　　這個部門管得“細”。錫盟生態委規定統一打草時間，推行輪刈制度。“一般規定8月20日之前禁止打草。如果過早打草，‘摟光剔凈’，就不利于牧草來年長勢。”烏日根巴雅爾說。

　　這個部門有“手段”。建立了“錫林郭勒盟大數據生態保護平臺”，逐步實現由被動的“人眼”監管，向“天眼”全天候監管轉變。同時，在全區率先推出領導干部生態責任考核，按10分權重列入綜合考評。

　　剛性制度，還須鐵腕執行。僅2016年，結合中央環保督察組發現的問題，內蒙古全區追責各級領導干部130人。“我們要以鐵的決心、鐵腕治理，把各項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措施落到實處。”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有關負責人堅定地表示。

　　大膽地先行先試，積極探索建立可持續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眼下，在錫盟試點基礎之上的草原自然資產負債表編制工作、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以及生態環境損害過錯責任終身追究等各項生態制度，內蒙古正在全區穩步推行，定要將北疆這道亮麗風景線，打造得更亮麗……（記者劉成友 侯琳良 張 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