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與諾貝爾和平獎的雙重笑料

　　聽說劉曉波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我們中國人可以給為劉曉波獲得這個獎項忙前忙后的西方一些人頒發一個遏制中國“最佳創意獎”。頒獎詞可以這樣寫：幾十年來，為了他們心中不可告人的目的，殫精竭慮，將西方的智慧中最為拙劣的部分運用得可謂淋漓盡致。

　　諾貝爾對于諾貝爾和平獎的遺愿是，這個獎項應授予“為促進民族和睦，增進各國友誼，推動裁軍以及為召開和宣傳和平會議而努力的人”。劉曉波究竟對人類和平事業有何貢獻才獲此“殊榮”的呢？許多中國人還記得“三百年殖民地”之說正是出自此人之口。他說：“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么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貶抑中國人、否定中國文化，鼓吹全盤西化，是此人一貫的政治立場。且再聽聽此人在20世紀80年代幾段言論吧！“中國人從肉體到精神統統陽痿！”“中國人有什么？中國只有一堆非驢非馬的大雜燴。”“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余地。”“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能找出這樣一個如此赤裸裸的辱罵式自白的人，西方一些人獲得遏制中國“最佳創意獎”當之無愧！

　　靠罵李澤厚出名的劉曉波，倒是一直堅持“罵”字主義。為什么這樣罵呢？略知此人的人曾一語道破天機：此人有強烈的出名逐利欲望。他直言不諱地聲稱：演講“不給夠一小時多少錢，我就不去。錢是一種自我評價，有了一定數量的錢，你的生命也就隨著開放到一定的廣度。我太清楚了！有次去北京友誼商店，見到一瓶160元外匯券的酒，當時我站在那瓶酒前面，感到自己是個弱者，完全被粉碎了！”近日有網友披露：美國政府1983年成立全國民主基金會，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其宗旨是“促進及推動全球的民主化”，并向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及團體提供資助。雖是民間機構，但運作資金則大多數是從美國國會撥出。《民主中國》雜志是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的一家刊物，其主編正是這個劉曉波。即使在監獄服刑，劉曉波依然每月可以有人民幣1.3萬元的工資。真是夠哥們呀！現在看來，諾貝爾和平獎可以算是主子至今扔給他的最高獎賞了。

　　這個評獎結果所表現出的是西方一些人的傲慢與偏見，是對中華民族的蔑視和侮辱，他們把劉曉波捧為“英雄”是對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嚴重踐踏。任何一個民族都需要有自己的英雄，任何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都是一個孱弱無力的民族。中國人民從來都有著自己鮮明的英雄觀。魯迅先生曾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雖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古絕唱的文天祥是英雄，“精忠報國”的岳飛是英雄，虎門銷煙的林則徐是英雄。這些英雄人物是中華文化精神人格化的榜樣，是中國人民心中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脊梁。他們的精神風骨流芳百世，依然在感染和激勵著當代的中國人民。劉曉波之流，過去不是中國人民的英雄，現在不是中國人民的英雄，未來也更不會是中國人民的英雄。

　　諾貝爾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這樣一個他們心目中的“英雄”決不是無意之舉，而是刻意的選擇。這種選擇被有的人稱為“選擇性失聰”，是諾貝爾委員會在和平獎評獎時的痼疾，是西方意識形態下的政治議程使然。“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頒發和平獎并沒有完全遵照諾貝爾的遺囑，而是有政治議程，就是站在西方的立場。”如此風馬牛不相及的政治安排，無非一個再次袒露了他們一貫的政治目的：遏制中國的發展，阻擋中國人民前進的步伐。

　　劉曉波這類人認為只要有了洋主子的撐腰，就可以在同胞面前抖一抖威風，立起頭來。這種帶有強烈政治投機性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的歷史和今天并非個別。曾幾何時，挾洋自重成為他們無一例外的生存方式。然而，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心目中，總想在洋主子那里討聲喝彩，討得美鈔的思維和做派，只不過是一些令人鄙夷的“另類”而已，已經越來越讓人討厭了。

　　此時的洋主子可能正洋洋得意于此招的高明，想進一步看看中國陷入被動后是如何掙扎的呢！此時的劉曉波或許正在暗自慶幸自己的“罵”字主義又一次奏效，夢想著獲得自由，攜妻同行到奧斯陸領取諾貝爾和平獎，在成堆的話筒和鮮花面前再開新罵呢！倘如此，他們的如意算盤可就打得大錯特錯了！中國有兩句古話可以送給他們：一句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一句是“多行不義必自斃”。一個正在復興的中國有著足夠強大的自信力坦然面對這一切。而劉曉波和諾貝爾和平獎這兩個東西聯系在一起，只不過給中國人徒增飯后的笑料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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