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峰會今天將在意大利西西里島的陶爾米納召開。按照美國白宮5月9日的說法，特朗普總統對美國是否退出《巴黎協定》的決定，將在G7峰會后公布。美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消極態度引發了世界各國的擔憂和關注。據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對媒體透露，氣候變化也是特朗普與教皇方濟各在5月24日會談的議題之一，梵蒂岡方面希望美國能繼續留在《巴黎協定》。而美國最終是去是留，答案也許即將在本周末揭曉。

　　美國的去留為何意義重大？

　　同樣在5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與法國新當選總統馬克龍的電話中強調，中法應通力合作捍衛包括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等在內的全球治理機制。這意味著，中國政府明確表達了支持巴黎協定，反對美國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的意見。上周，德國波恩舉行的年中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原本是商討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的實施技術細節，但美國的去留卻成為該次會議上全球媒體關注的熱點問題。

　　根據特朗普總統在氣候變化政策上的一貫“表現”，有理由推測美國在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上已經是去意已定，無法挽回。當然，只要美國還沒有最后宣布這個決定，理論上都還存在各種可能，包括直接退出，或者以“消極的”姿態繼續留在巴黎協定中，維持其名義上的“協定成員國”身份。

　　盡管美國態度未定，但對于全球其他國家而言，美國即便是在名義上的去留卻也意義非常重大，這直接關系到巴黎協定能否繼續生效，同時還對其他主要排放國的氣候變化應對政策及決心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為了挽留美國，全球各國政府和輿論一直都在進行各種勸說，這些勸說的核心思想在于，全球氣候變化是重大環境危機，世界各國應該攜手共同應對。

　　在這一過程中，基于美國極有可能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的大背景，有幾個問題值得探討：其一，為何國際社會要勸阻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其二，美國決定是否退出巴黎協定的政策邏輯是什么？其三，其他國家的這種勸阻會否對美國的最終決策產生影響，以及在勸阻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問題上國際社會是否需要新的思路和對策？

　　國際社會為何要力阻美國退出巴黎協定？

　　首先，在科學研究確證氣候變化威脅的條件下，應對氣候變化屬于全球關鍵性環境公共產品，需要國際社會提供大量的資金、技術、資源予以支撐。此前，美國在奧巴馬主導下成為事實上的氣候變化應對公共產品的主要支持者和提供者，但如果美國退出巴黎協定，那么就意味著美國將從全球氣候變化應對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變為主要“消費者”，這將大大削弱這一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力，并波及其他國家的供給意愿，最終將可能在根本上瓦解目前的氣候變化應對體系，進而直接打擊巴黎協定的有效性。這是國際社會整體上無法接受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的共同原因。

　　其次，從區域和國別層面上來看，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也分為幾大集團，其中美國與歐洲等國家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結成“雄心”集團，以及在歷屆談判大會上形成的“傘形集團”等等。這些由發達國家組成的集團，其背后的實質是，美國與歐洲等發達國家在氣候變化應對問題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共同利益和主張的“統一戰線”，從而在事實上左右和影響著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的進程和決策，并共享這一進程和決策所帶來的各種收益。為此，以英法德為主的歐盟力阻美國退出的真實意圖在于，要繼續維護與美國的氣候同盟關系，以在氣候變化應對上獲得更大的話語權和決策權。

　　與此同時，中國與美國之間也通過數年的努力，逐步在氣候變化應對上建立了相互的信任與合作，成為中美兩國關系的重要合作內容，對此，中國顯然不希望看到美國就此放棄巴黎協定，影響兩國之間業已成熟的氣候合作基礎。

　　因此，在國際社會看來，美國是否退出巴黎協定的決定其實并不僅僅只是一個關系到氣候變化應對的環境問題，而且還是一個關系到未來全球氣候變化應對國際秩序建設的地緣政治問題，有著非常深刻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含義，其結果有很大可能會影響到中美、美歐、中歐之間的環境政治博弈。

　　美國決定是否退出巴黎協定的政策邏輯

　　據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數次推遲了有關是否退出巴黎協定的高層討論，這顯示特朗普尚未就是否退出巴黎協定做最后決定。其原因既有來自于白宮內部意見的分歧，同時，國際社會的施壓顯然也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尤其是美國的傳統盟友國家在氣候變化應對上的意見對特朗普團隊產生了影響。當然，國際社會的勸阻能否對美國最后的決定產生影響，仍然要取決于美國氣候政策本身的決策邏輯。

　　其一，在特朗普的能源獨立新政中，強調了要開展“碳排放社會成本”的重新評估工作。這表明，特朗普的氣候政策決策依據并沒有偏離理性的路徑，那就是計算氣候變化的成本與收益。在這一點上，應當說特朗普與奧巴馬是一脈相承的，其中的緣由也與美國聯邦法院在2008年的一個判例有關。

　　美國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在生物多樣性中心（Center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訴美國國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一案中，第一次明確要求聯邦機構在制定氣候變化、能源使用等有關政策時，在環境審查文件中必須對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其他氣候變化的社會成本進行貨幣化估值，從而正式引入了SCC估值制度。

　　因此，在特朗普的氣候政策決策團隊中，白宮首席經濟學家Gary Cohn的意見就顯得非常重要。而根據目前的信息，Gary Cohn在氣候變化上的主張是較為積極的。當然，由于碳排放社會成本等氣候變化經濟學的評估研究工作主要是由環境署執行，而環境署的新任署長堅決反對巴黎協定，其評估結果將在很大程度為特朗普的能源新政背書，也會左右著巴黎協定的命運。

　　其二，除了內部的決策邏輯外，從外部環境來看，特朗普的氣候政策懸而未決的一個原因與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彈也有很大關系，在美國經貿政策走向保守主義的背景下，氣候變化應對問題成為其盟友及其他國家力阻其繼續美國優先“單邊主義”的一個主戰場。對此，美國如果退出巴黎協定，將面臨較大的國際壓力，不利于美國推行經貿上的各項戰略和政策。

　　國際社會的“勸阻”對美國會有影響嗎？

　　當然，國際社會的勸阻還有可能產生一個反作用，那就是“鼓勵”美國以退出巴黎協定為由提出其他方面更多的“要價”，對此，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都必須加以警惕。

　　事實上，在氣候變化應對的京都議定書框架內，當時美國的缺席并沒有阻礙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腳步，反而在這個框架內由各國協商共同確定了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的重要基本原則，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美國在氣候變化應對上的最終決策雖然重要，但作為堅定支持巴黎協定的中國，理應秉持符合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原則，做好國內的各項環境保護工作，提高本國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和社會經濟競爭力，以不變應萬變地應對美國可能出現的氣候政策轉變。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李志青 系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原標題：G7峰會后美國將決定是否退出巴黎協定，世界要“挽留”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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