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

　　這樣的空巢村絕非個例。距離趙石畔鎮100多公里的橫山縣武鎮鎮高崖窯村是一個曾有著1000多人的大村，而今年最近的一次聚會，加上從縣城、市里趕回去的離鄉者，也僅僅有120多人。

　　36歲的高翔對于遠離故鄉很是無奈。他說，他們離鎮上唯一的幼兒園有5公里。約10年前，眼看小孩到了上學幼兒園的年齡，而那么小的孩子每天要在山里步行，父母實在不忍心，高翔一家選擇了到縣城打工。

　　高翔的5個兄弟姐妹都已離開農村在城里打工，他家所在的小隊，戶籍人口有100多人，而現在只有一人還留在農村種地。

　　10多年前，農村的教育資源逐漸集中到鄉鎮，高翔再也見不到自己小時讀書的學校，他的兒子也沒法像他一樣在農村就近上學。在第一波外出打工掙錢的熱潮過后，像高翔這樣的留下者，不得不為了子女上學，也做出外出打工的決定。

　　離鎮上8公里左右的一所小學，現在幾乎已經閑置。一位曾在該校任教的老師說，10幾年前，還有好幾百學生，可現在15個老師只有10幾個學生，幾乎是一對一教學。即使這樣，老師們也只教到小學三年級，以后要到鎮里的小學。

　　村民們認為，農村學校“教不好”，為了子女上學，他們也愿意選擇到城里謀生。即使沒錢，自己再苦再累都值得。

　　鎮上擁有全鎮唯一幼兒園、小學、中學，這樣的“學校經濟”也讓原本并不繁華的小鎮，一下子變得擁擠起來。

　　一位村民說，帶著小孩在縣城、市里上學，由于沒有戶籍，每年每個孩子的各種開銷在萬元左右，有些家庭承受不了，便選擇鎮上的學校，上學幾乎不需要自己花錢，生活費也可以節省很多。

　　男人們在外打工，女人們則選擇租住在鎮上，每天騎著摩托車接送小孩。小鎮私房的房租也不斷攀升。

　　進城

　　外出打工是為了子女，家中的父母則是他們另一份牽掛。王明厚夫婦雖然不是兩個人的村莊，但他們家獨居在一個山頭，附近有些似乎裝修不久的窯洞，也已被閑置。

　　一位老人守一個山頭，成了當地形象的說法。

　　人雖然都在外地打工，村的建制實際上也已不復存在，但這些背井離鄉的村民，還是希望借此延長老家村莊在自己心中的存在感。

　　好在由于當地煤炭資源豐富，經濟發達，村民們多在榆林市和附近的鄂爾多斯市打工，離家并不算遠。

　　王明厚的兒子也曾把他們接到縣城，可老人總是流淚，他們不愿意在城里呆。

　　在星峁村，77歲的周耿濤頭上纏著白毛巾，典型的陜北農民的打扮。他不僅下地干活，還能一下扛起幾十斤的牧草。老人說，他習慣了這樣辛勤勞作的生活。

　　周耿濤的子女就在縣城打工，每個月會回一趟家，給老人送點糧食和菜。

　　子女也接周耿濤去過縣城，周耿濤說，他不想去。在縣城的樓房里，周耿濤的妻子常常嚎啕大哭，他喜歡一出門就有藍天白云和黃土地，縣城的生活老人認為像在“坐牢”。雖然在子女家吃得好、生活好，可周耿濤夫婦還是不習慣，周耿濤說，在城市有了鼻涕都不知道朝哪甩，他們認為農村自在，堅持回了老家。

　　“死也要死在自己家”，怕離開農村后，家里沒人，房子垮了，到時再想回家連家都沒了。

　　堅守

　　成都商報記者在當地采訪時，正好趕上約一周一次的集市，鎮上的集市，大部分也都是老年人。老人們把種的土豆、玉米、養的羊運到集市上，再換回大米、白面和生活費用。

　　這些老人雖然駐守在村里，但有了事還是要靠在外打工的子女，“有病，各人找自家兒”。老人們生點小病都是自己扛著，怕給子女添負擔。只有實在扛不住了，才會給子女打電話，子女們再回村接老人去看病。“多數是扛著，有的等扛不住去了醫院，已經晚了”，一位村民痛心地說。

　　61歲的李種香在家里養了60多只羊，想起在城里當搬運工的兒子，她的眼淚奪眶而出，連連重復著：“可受罪，可受罪了。”她的兒子出門打工17年，孫子今年也已經17歲，兒孫們在縣城開三輪車幫人搬磚。子女們告訴她，在城里就是收破爛都比農村好掙錢。

　　李種香不去城里，并不是自己不愿意去，而是她還要留在農村照顧80多歲的母親。上有老，下有小，也成了農村留守村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幾年前，李種香的丈夫出車禍喪失了勞動能力，一家人的生活都靠她一人勞作，從早到晚，種地、喂雞、放羊，幾乎沒有閑暇時光。好在她83歲的母親每年還有4000多元的低保，可以分擔一些經濟負擔。

　　留守的老人說，在農村，他們自給自足，可以幾個月不花1塊錢，而在城里，“每個月交水費都要好幾塊錢”。

　　土地隨便種，門口就有羊吃的苜蓿，有藍天、白云和一望無際的黃土高坡，更有自在的生活。這些老人雖然多數已年過花甲，但他們仍要在這片黃土地上耕種，為了遠方的子女在城市生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