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儼若思’，我電影的本質”訪臺灣導演侯孝賢

　　作者鏡頭下的侯孝賢

　　臺北中山北路二段，一處植栽蔥郁的院落里，藏著一座僅有88個座位的電影院。這個由舊建筑改造而成的電影文化空間名叫“光點臺北”，是眾多文青熱衷之地。

　　2011年冬日的一個傍晚，臺灣導演侯孝賢和我結束訪談，在院門口道別，而后他便轉身走進緊鄰的那條尋常巷弄。

　　昏黃的街燈下，侯孝賢不疾不徐地走遠，背影消失在巷子盡頭的轉角處。在附近的捷運站，這位臺灣電影的代表人物將匯入下班的滾滾人潮之中。

　　“我對人太感興趣了，不管是怎樣的人。”在擁擠的車廂里，侯孝賢會如何觀察周遭？這般日常的“風景”，哪天將如何被他以影像詩篇的方式呈現？沒有人能猜到答案，但可以相信，他對電影始終保持的那份誠懇和堅守。

　　因為，走過40載電影生涯的侯孝賢有著如是的創作哲學：“‘儼若思’，是我電影的本質。”

　　城隍廟口的“童年往事”：一個電影導演的誕生

　　兩次見到侯孝賢，他都穿著一雙白色帆布鞋，是許多人記憶深處的那種“小白鞋”。

　　侯導的電影多與記憶有關，比如代表作《童年往事》，就是一部自傳色彩的作品。

　　“其實我很早就想，我憑什么能夠做電影？這恐怕得從我小時候在城隍廟口的生活說起。”我們的談話一開始，這位“時光雕刻家”就將“鏡頭”推向了時空共構的“遠方”。

　　1947年，侯孝賢的父親應中山大學同學之邀，從廣東梅縣來到臺灣，在臺中市政府任職。幾個月后，父親將在大陸的家人也接了過來，當時的侯孝賢還不到半歲。

　　一家人先后在花蓮、臺北生活過一段時間，侯孝賢6歲那年搬到了高雄鳳山長住下來。

　　清康熙年間所設臺灣府下轄三縣，鳳山位列其中，是一座古城。侯家住在一個叫“縣衙里”地方，離城隍廟很近。

　　“那時候，每年臺灣南部縣市的戲曲比賽都在鳳山城隍廟舉辦，有時一演就是一兩個月，有布袋戲、皮影戲，還有歌仔戲。”童年“阿孝”和伙伴們喜歡到熱鬧的廟口玩耍、看戲，傳統戲曲就這樣成為最早種在這位電影大師心中的藝術“因子”。

　　許多年后，執掌導筒的侯孝賢在多部影片中邀請臺灣布袋戲大師李天祿出演，講述李天祿真實故事的《戲夢人生》更是成為其重要的代表作。

　　當年，鳳山有4家戲院，城隍廟附近就有1家，“阿孝”經常去那里看布袋戲。

　　“每場戲結束前十分鐘，會讓小孩子免費進去看，我們叫‘撿戲尾巴’。”后來戲院開始放電影了，兒時的侯孝賢會在門口央求買了票的成年人帶他進去，或是就跟著“混進去”。為了看電影，他還干過爬墻、剪鐵絲網、做假票的事。說起這些“童年影事”，侯孝賢開懷地笑了起來。

　　“我很小就喜歡看武俠小說，差不多十二三歲吧，我和哥哥常跑去路邊的書攤，幾乎把這類男孩子喜歡的書都讀遍了。”閱讀上了癮的少年“阿孝”繼而開始接觸更為嚴肅的文藝類書籍，包括翻譯的外國小說，除了是書攤、學校圖書館的常客之外，還跑到家里收購舊書的同學那里，讀起了線裝古本小說。

　　“文學對我影響，應該是最大的。”后來，侯孝賢到臺北當兵、念大學，一路至今，閱讀始終與其創作人生相伴。這當中，透著父親身教的影響。

　　在侯孝賢眼中，父親是一個“嚴肅的文人”。“那時，父親身體不太好。我的記憶里，他總坐在書桌前，不是在寫東西，就是看書。不知道為什么，那個影像在我心里一直都很強烈。”他說。

　　侯孝賢12歲那年，父親就去世了。高中時，他去一位同學家里，對方的母親對他說：“我認識你的父親，他是個很正直的人！”

　　當年，少年“阿孝”和要好的同齡伙伴曾終日游蕩在城隍廟口，年輕氣盛的他們少不了做些打架之類的荒唐事。廟口是個極復雜的地方，龍蛇雜處，但“阿孝”沒有誤入歧途。

　　“我和父親的話不多，但他對我有種無形的影響。”追憶往昔，侯孝賢的語氣平靜如水，眼目中流露出的光彩卻耐人尋味，像他電影里汩汩流淌的深沉情懷，因著時間的刻度而意味綿長，透露著雋永的詩意。

　　“家庭的影響，加上戲曲、電影、小說的熏陶，統統加起來，我身上一種難以說明的本質其實就形成了。”他說，成長于中國庶民社會的傳統土壤中，自己的性格特質得以生成。

　　兒時的“阿孝”尚難有清晰的體認，直到走上電影之旅，潛行在他生命內核里的“本質”慢慢成為了一種文化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