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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細考鄧小平南方談話的背景、內容及巨大的歷史作用，聯系到20世紀50年代黨的八大及其之后發生的重大變化，給人許多深刻的啟示。

　　1956年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全黨上下精神振奮，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偉大的事業。1956年間，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一系列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方針為標志，黨中央先后正確地判定了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提出“向現代科學進軍”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發展文化、科學的方針，在經濟建設方面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等等。在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上，根據對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正確分析，黨中央提出了今后的根本任務。八大指出，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國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階級斗爭，而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所以，黨和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主要矛盾。以此為基礎，八大在經濟、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要決策。例如：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探索改進經濟管理的方針政策；強調擴大人民民主，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加強執政黨建設、發展黨內民主，反對個人崇拜，等等。八大制定的路線是正確的，提出的許多新方針和設想是富于創造精神的。八大之后，以1957年毛澤東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為代表，黨又進行了一些重要的、正確的探索。如果中國后來能夠沿著八大路線發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及至“文化大革命”都是可以避免的。

　　但歷史容不得假設。從1957年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起，距離八大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八大所鄭重確立的許多重要原則、方針相繼被否定和改變：階級斗爭重新被認定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建設方針受到嚴厲指責；農業合作社中一些適合當時農村生產力水平的有益探索受到嚴厲批判；重新放開一點私營經濟的新設想被棄置；知識分子重新被戴上“資產階級”的帽子；個人崇拜又受到贊賞，黨內民主被家長制、一言堂取代，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成為明日黃花；“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形同虛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變成“兩家爭鳴”；民主法制建設成為一紙空文……“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實際上違背了八大的路線，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時間之長，差不多整整二十年。”(《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3-254頁。)之所以在這樣短的時間里發生如此大的轉變，一則是從革命到建設轉變的深刻性、復雜性；一則是黨在巨大的轉變時缺乏經驗，思想準備不足。此后，黨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走過了一段艱難曲折的道路。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的開始。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在科學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的基礎上，開創性地系統闡述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明確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進一步明確了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制定了加快建設和深化改革的藍圖。可以說，在黨的歷史上，十三大與八大的歷史貢獻、意義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正如鄧小平所高度評價的：十三大報告是一個很好的報告，解答了一系列根本性問題，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能夠持久地延續下去參見《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頁。。但對十三大路線來說，也還存在一個問題，即能否堅持下去，會不會出現八大后那樣的反復。這點鄧小平也考慮到了：“也還有風險，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但我們必須走改革這條道路，有問題要及時妥善解決，不能停滯，停滯是沒有出路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