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在中國為辛亥革命歡呼的韓國人，可能是僑居南通已有6年的朝鮮詩人金澤榮（字于霖，號滄江）。他于1905年為反抗日本殖民主義統治投奔張謇，長期從事朝鮮史書纂集與詩文創作。武昌首義以后，曾作《感中國義兵事五首》，其中有一首是：“武昌城里一聲雷，倏忽層陰蕩八垓。三百年間天帝醉，可憐人日始醒來。”1912年元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后，他又立即申請加入中國國籍，加入“中國新民行列”。但仍以“韓國遺民”自居，時刻未忘朝鮮的民族解放與社會進步。
金滄江沒有見過孫中山，但他為朝鮮志士在上海法租界組織的臨時政府起草《陳情表》，把朝鮮與中國相互依存的關系比喻為“為瓜為葛，為唇為齒”，卻與孫中山的亞洲觀與國際觀有相通之處。孫中山具有廣闊的胸懷，早在1897年與宮崎滔天討論大亞洲主義時，已經明確表示自己的革命志向是“為了亞洲黃種人，更為了世界人類”。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末永節致賀詞說：“建三色之旗，擊自由之鐘，端于孫君與諸君是望。異日者，亞東大聯盟，其起點于今日之令乎。”
果然，1907年春天，中、印兩國志士在東京發起成立亞洲和親會，亦稱東亞亡國同盟會，謀求亞洲各民族解放斗爭的相互支援。孫中山在會見越南志士潘佩珠時亦曾表示：“中國革命黨成功之時，則舉全力援助亞洲諸被保護國同時獨立。”
孫中山是近代中國政治領袖中堪稱世界公民的第一人。他不僅終身抱持以三民主義為藍圖的中國夢，而且還懷有區別于霸權主義的亞洲夢與大同世界夢。特別是在他的晚年，由于十月革命與五四運動的影響，他對亞洲與世界的認識出現了新的飛躍。他不再是簡單地以膚色與地區劃分世界，而是把全世界劃分為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兩大陣線。他主張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并且與壓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聯合起來，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他把反帝斗爭稱之為民族主義，是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但民族主義并非終極目標，它只是走向世界主義的基礎。可見，世界大同才是孫中山終生為之奮斗的終極目標。
孫中山的亞洲夢誠然真摯而美好，然而畢竟距現實甚遠。他不幸早逝，沒能看自己一手促成的大好局面迅速破滅，而曾寄予殷切期望的蘇聯，也逐漸異化為爭奪世界霸權的一極。
他曾在1923年《致犬養毅書》中，痛切規勸日本迷途知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在兩者之間“評審慎擇”。但日本卻毫無悔悟，在軍國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并與德、意勾結悍然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全人類史無前例的大災禍，可以說是把霸道文化發揮得淋漓盡致。
第二次世界結束以后，亞洲各國人民終于經過英勇抗戰贏得獨立與進步，在所謂“四小龍”經濟起飛以后，相繼進入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的快車道，特別是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快速發展已使舉世為之矚目。亞洲再也不是過去那樣任人欺凌的“病夫”。世界早已進入全球化時代，區域整合乃至全球合作已經成為無可阻擋的總趨勢，亞洲應該順應這個總趨勢，并且在世界潮流中發揮良好引導作用。但是現今亞洲本身仍然存在著太多的紛爭與其他不安定因素。國內的不安定因素當然應該由本國來解決，而處理國與國之間的紛爭與沖突則必須要經過相互的平等對話與理性協調，這就需政治家的大智大仁大勇。
我熱愛中國，同時對韓國與日本也懷有特別友好的感情。我有兩句小詩：“環宇豈無真知己，海外偏留文字緣。”我的相知交誼更多在于韓、日。中國有部著名小說《三國演義》，充滿政治智慧與歷史經驗，包括成功的與失敗的，都非常可貴。其實朝鮮也有自己的“三國演義”或“二國演義”。我認為只要中、日、韓處理好自己的友好合作關系，就可以在亞洲發揮更大的良性作用；而如果中、日、美建成真正的合作伙伴關系，則更加有助于全世界的詳和與幸福。這就是我心中常常思索的當代《三國演義》，但愿能引起更多人的討論與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