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１８日刊登一篇署名廉湘民的題為《是“和平起義”，還是武裝叛亂》的文章，現將全文轉發如下：
在西藏人民紀念１９５９年平息叛亂和民主改革５０周年的時候，當年領導、組織叛亂的達賴集團也在境外紀念他們所謂的１９５９年西藏“全民起義”。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發生在拉薩的事件果真是“和平起義”嗎？我們簡單回顧一下歷史便不難得出新的結論。
１９５１年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署《十七條協議》，西藏和平解放，此后一些封建農奴主上層不斷進行破壞《十七條協議》和反對中央政府的活動。１９５５年５月，達賴喇嘛赴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返回西藏途中，其隨從人員副經師赤江·洛桑益西、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索康·旺青格勒，借口進行佛事活動，到四川理塘、甘孜等地，邀集當地土司、頭人和上層僧人，鼓動反對民主改革，發動武裝叛亂。幾個月后，四川一些藏族聚居的地方就發生了武裝叛亂，大量叛亂分子竄到西藏。１９５７年，叛亂分子們在拉薩成立了“四水六崗”組織，決定以募捐形式籌備資金，給達賴喇嘛獻“金寶座”。這一活動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批準，達賴喇嘛接受了“金寶座”。１９５８年４月，各地武裝叛亂頭子、拉薩三大寺和藏軍代表簽訂“同盟書”。７月，“四水六崗”召集２７個地區的叛首會議，宣布成立“衛教軍”，建立西藏山南根據地。
資料圖片：2月25日，觀眾在參觀《西藏民主改革50年大型展覽》中的“十七條協議簽字儀式場景”雕塑 。 新華社記者 李明放 攝
１９５８年７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西藏山南桑日宗空投藏籍特務２人，１１月４日在山南哲古給叛亂分子空投武器５０包，２６日派人向山南地區運入武器彈藥２２６馱，援助叛亂分子。１９５９年１月，上述２人在拉薩羅布林卡同達賴喇嘛的副官長帕拉·土登為登進行密談。１９５９年３月達賴喇嘛逃往印度時，身邊就有中情局訓練的人員護送。
１９５９年２月７日，達賴喇嘛提出想到西藏軍區看戲。３月８日，其手下用電話通知西藏工委統戰部，達賴喇嘛定于藏歷二月一日拉薩時間下午１點（即公歷３月１０日北京時間下午３點）到軍區禮堂看戲。９日夜，拉薩朗子轄（市政府）墨本（市長）根據噶廈的指示通知拉薩市民說，達賴喇嘛要到軍區赴宴看戲，漢人準備在宴會上毒死達賴喇嘛。因此，每家都要派人去羅布林卡請愿，要求達賴喇嘛不要去軍區。３月１０日，拉薩市民涌向羅布林卡。１２時左右，愛國人士帕巴拉·索朗降措在羅布林卡門外被打死，被拖尸到市里游行示眾。隨后，軍區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在羅布林卡門外被打傷。
與此同時，叛亂分子在羅布林卡召開“人民會議”，決定由索康等人領導“西藏獨立”運動。１１日決定：拉薩的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立即組織“先鋒隊”。當天夜里，噶廈派人到各地傳達命令，要求各地武裝迅速趕到拉薩，保衛達賴。１３日，叛亂武裝總部以“西藏獨立國人民會議”名義，向各地下達命令：“為了反對共產黨和獲取西藏獨立的武裝斗爭的勝利，所有１８至６０歲的男人，都必須自帶武器、彈藥、食物，立即趕來拉薩，不得遲緩。”１６日，從拉薩通過印度領事館電臺給逃亡在印度的分裂分子發出密電，讓其設法得到國際支持。２０日凌晨３時４０分起，叛亂武裝向駐拉薩的黨、政、軍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發起全面軍事進攻。
事實證明，這是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由西藏上層反動分子領導組織的，以分裂祖國，對抗民主改革為目的，受到帝國主義勢力支持的地地道道的武裝叛亂。達賴喇嘛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時時處處以和平面目出現，頂著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桂冠的達賴喇嘛當然不愿意人們了解１９５９年事件的真相，所以要把維護封建農奴主利益的武裝叛亂稱為“和平起義”。這不由得令人想起去年拉薩“３·１４”事件之后，面對慘死者的遺體，受傷者的傷口，學校、商鋪的殘垣斷壁，眼見施暴者的惡行，達賴喇嘛都可以稱之為“和平抗議”，請問，世界上還有什么活動不是“和平”的呢？只是不知在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慘死的帕巴拉·索朗降措、受傷的桑頗·才旺仁增是否同意達賴喇嘛的說法？不知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４日拉薩“以純”服裝店被燒死的次仁卓嘎、楊東梅、陳佳、何欣欣和劉燕等５名年青女孩的冤魂是否同意達賴喇嘛的說法？
